这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被称为WF16（费南干谷16号）。它位于约旦南部，有着近12,000年的历史。上图中重建的半地下式小屋便是当时某些居民的栖身之处，眺望于此，难以想象这里的古人或许曾走在一场农业革命的最前沿。

此时正值费南干谷的近暮时分。这条气候干旱的支流河谷直通阿拉巴干谷——东非大裂谷中长而开阔的一段，北通死海，南达亚喀巴湾。 我蹲伏在一座主体位于地下的椭圆形小屋内。 这里挺舒适，可抵挡雨水、烈日和寒冷，不过人一多，马上就会显得拥挤。 屋顶用覆盖了泥巴的树枝搭成。 透过低矮天花板旁像窗户一样的开口，我可以看到太阳缓缓落下，玫瑰和杏树覆盖的莎拉山脉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参差不齐的轮廓。 

外面只有风声和鸟鸣，我幻想着自己穿越近12,000年，去到这座小村落的繁盛时期，虽然那时人们很可能每年只有几个月住在这里。 耳边仿佛传来这里曾经的声音，人们互相呼唤，孩子们嬉闹追逐；或许还有清理动物尸体时的燧石磨骨声；而对于现今的考古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谷物磨成粗粉时碾槌与研钵的敲打和摩擦声。 

这种场景绝非是我的凭空想象。 这里是西南亚地区少数几个已确定年代的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已在此发现了一些证据，很可能是某些最早的实验性公社生活和耕作活动。 通过研究当地植物遗存，考古学家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能够收集和加工野生大麦，并可能开始播种、培育和采收大麦，这种适时培育庄稼的做法最终改变了人类历史。 

我所身处的小屋周围散落着燧石的碎片，它们是古人手持工具的残留物；此外还有很多被挖空的石头，用于一点点手工碾磨谷物。 数米开外，有至少30座圆形建筑遗留下来的石块和围道，它们或许曾用作储藏室，地板都高于地面，配有多个内庭，有些内庭与我所在的小屋颇为相似。

古怀尔干河两侧发掘出的石墙建筑遗址，位于距WF16旧址步行15分钟路程的山坡上，可追溯至公元前8500-6250年，早于陶器的出现。 与WF16的泥墙相比，这些遗迹体现了建筑结构方面的演变，考古学家还在这里发现了培育谷物的痕迹。

尽管根据木炭沉积物的放射性碳定年法，这里的人类居住史最早可追溯至100多世纪以前，但我所在的小屋仅是复制品，几年前在这块一公顷（2英亩）的遗址之上修建，考古学家前后共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采掘该遗址。

天色逐渐变暗。 穆哈穆德·迪法拉哈(Mohammed Defallah)呼唤着我，他原是一名当地的贝都因牧羊人，后来转行做了导游。 我收起幻想的思绪，离开了这座小屋。 他从附近的费南村落把我带到这里。 早些时候，他还在这里做了一些烤面包作为午餐，只见他将面粉球与水混合，然后捏制成面团，再用从附近发现的一个古老研钵上将其擀成面饼。 扫去皂荚木点燃的火焰余烬后，他将面团放置在火热的沙土下，几分钟后，我便品尝到了迄今为止最新鲜的面包。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刚见证的那一幕，或许自面包在几千年前诞生以来，就未曾有过太大变化。

位于费南的这个遗址，只是黎凡特南部地区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定居地之一，但却是公认的重要性最高的一处。 费南遗址证明，人类从狩猎和采收向作物种植的伟大转变（即农业革命）不仅大规模地出现在此地区，而且比原有推测更加靠南，同时还提供了相关线索证实农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费南遗址诞生于公元前10,000至8500年，是整个中东地区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英国雷丁大学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说道。 作为一名耕作起源和传播领域的专家，米森于1996年首次造访费南，自1997年开始便长居于此从事相关研究。他的合作学者包括伦敦英国黎凡特研究理事会(CBRL)的地区主管比尔·芬利森(Bill Finlayson)，以及约旦文物局前采掘主管穆哈穆德·娜迦(Mohammed Najjar)。“该遗址的保存状况十分良好，当时的人们可能只是在这里从事实验性的作物培育活动。”米森说道。

比尔·芬利森/费南干谷项目

2010年，WF16研究团队收获了迄今为止费南干谷最为惊人的发现：一座建立于公元前9700年的类似于竞技场的建筑物遗址，早于目前已知的任何农业。 此项发现随即引发了对“农业促生了更高级的社会组织”这一观点的质疑： 事实是否正好相反？ 该建筑一直被遮盖封存，保护其免受气候风化作用，直至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另一项特殊发现再次提升了费南遗址的重要性： 2010年，一支由大学生和当地贝都因人组成的考古队，惊奇地发现了一座22x19米（70x61英尺）规模的类竞技场建筑物，约有两个网球场大小。 这座建筑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9700年，早于任何已知的农业。 它也是同一时期内规模最大的建筑物。 

近半圈周长设有一米宽的长凳，凳面的波浪图案与遗址中发现的石制手工艺品十分相似，每排座位相互叠落，提供支撑力。 1.2米（4英尺）深的水渠长度与遗址相当，一端与两个石制平台相接，平台上设有杯状研钵。 考古学家在附近还发现了石碗碎片。 建筑遗址的地面上还有多个柱坑，他们说这些柱坑很可能用于插入木制的柱子。

“[这个建筑]到底是用于碾磨庄稼等功能性活动，还是用于宴会或祭祀等仪式，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米森说道， “但最令人激动的是它的年代，代表着新石器时代的最早时期。” 尽管该建筑所在位置现在已进行回填，以抵御自然环境的侵蚀，但从我所站立之处的地表下的凹陷起伏，依旧可以辨别整个建筑。

艺术家还原出了费南干谷圆形石屋在新石器时代全盛期的面貌，这幅画目前印于遗址现场的标牌上。

“我们第一次造访这里时，目的是希望找到史前遗址，最好是新石器时代时期，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却认为这没有可能。”米森回忆道， “他们说黎凡特的这一地区位于新月沃土的最南端，曾经是一片回水。 他们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发生在约旦河谷近杰利科段另一侧的地中海土地上，或者向北数百公里、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哥贝克力石阵附近。”

杰利科和哥贝克力石阵是两座先前在更大范围地区发现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杰利科位于费南干谷向北125公里（75英里）的约旦河西岸，最早由英国考古学家凯瑟琳·肯尼恩(Kathleen Kenyon)于20世纪50年代发掘。 该地区的考古发现包括8.5米(28英尺)高的塔楼、巨型石墙以及众多与费南干谷目前发现的建筑相似的圆形建筑。 哥贝克力石阵位于土耳其东南部，以其装饰精美的矩形石柱而著称，其中某些石柱更是高达三米(10英尺)，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由已故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发掘。

“就目前的发现来看，黎凡特地区的人类发展并不局限于一个地方。”米森说道， “很多不同的地区都存在着同时代的人类发展。”

粉红夹竹桃的生长追随着费南干谷的水源流动，而与新石器时代及更早时期相比，现在的费南干谷要干燥得多。 的确，附近地区的考古发现可将人类历史回推至一百万年以前，几乎不曾出现断绝。

费南干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目前被命名为WF16，虽平淡无奇，但可以用数字与附近的其他遗址区分开来，这些遗址以及这条几乎干涸的水道构成了一百万年的人类历史。 从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手持斧头开始，它呈现出近乎一直持续的人类发展，直至今天。 

WF16向东五百米（1/3英里）的古怀尔干河入口处座落着一所诞生于公元前8500-625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早于陶器的出现。 费南干谷下游五公里（3英里）处是一座大型的台形土墩（土堆覆盖的古人居住地遗址），显示出农耕和铜矿开采及冶炼的痕迹。 它可以追溯到5500年前，也就是铜器时代的初期。

随后发现的是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遗址： 费南曾是罗马帝国最大的铜矿，而在之后的拜占庭时期，它被称为Phaenon（淮农，土星之神），即巴勒斯坦特尔奇娅教区的首府。 伊斯兰遗址包括一座马穆鲁克年代的商队旅馆。 巨大的年代跨度让费南干谷的考古学家坚信，世上鲜有地区能够存留如此之长的持续性人类活动记录。

一只沙漠百灵休憩在费南干谷的一座石头之上。人类的集体生活或许就是在这里向野生作物培育，以及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文明迈出了第一步，

但正是WF16、神秘的古代竞技场及其所引发的关于人类发展的问题，令米森这样的新石器时代专家激动不已。 “它或许没有哥贝克力石阵那么恢弘，”他对我说道，并解释WF16的柱孔“很可能还设有[木制]图腾柱，只是没能保存下来罢了”，或许这些柱子是用来支撑屋顶的。 “但如果这个结构上面有屋顶，会是非常雄伟的建筑。”他说道。

无论修建目的是什么，这座建筑显然是整个群落的中心。 考古学家依旧无法得知古人类会间隔多久在此聚集一次： 他们可能只是每年定期在这里集会，或许是为了加工或庆祝野生作物的丰收。 此外，由于这座建筑的年代在一万多年以前，早于耕作历史——公元前约8000年，引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趣问题： 聚集举办集体活动是否促进了人类开展农业活动？ 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普遍一直假设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况： 农业的兴起推动了定栖集体生活方式的发展。 但从现在来看，这种假设似乎并不成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WF16之前，贝达曾是约旦最广为人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它位于新石器时代遗迹之路上，费南干谷以南，距离世界闻名的佩特拉古城仅几公里的距离。佩特拉古城建于约公元前四世纪初，是纳巴泰王国一座不朽的贸易之城。

对于WF16是一座季节性而非永久的聚会场所的猜想，华盛顿州惠特曼学院的考古学家加里·罗尔夫森(Gary Rollefson)颇为认同，他本人已花费数年时间在约旦东部沙漠研究新石器时代项目。 他表示，WF16看似是一座“可能以丰收和狩猎活动为中心的临时性社交活动场所”。 他还补充道，相同时期内的婚姻、礼品交换和集体工作可能已经孕育出了“社会身份和休戚相关”。 这一点有助于形成早期种植和丰收活动的组织行为。 

对于哥贝克力石阵的作用也同样有着类似的疑问，尽管那里并没有明显的储物或工坊建筑。 “哥贝克力石阵无法像费南干谷等地一样代表普通的新石器时代世界。”米森补充道，“此外，费南建筑遗址的年代定位更精确，保存状况也比杰里科更为完好。”

WF16同时也是该地区交通最便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芬利森是WF16的发现者，曾多年在约旦南部从事相关研究。他说，Jerf el-Ahmar位于叙利亚北部，1999年被蒂斯林大坝的蓄水淹没。 政治剧变阻碍了伊拉克北部的交通，自1979年革命后，就很难再进入那些20世纪50和60年代在伊朗境内发掘的遗址了。

在费南干谷，气候条件同样是其保存状况完好的原因之一。 费南干谷位于该地区的南端，具有谷物自然生长的条件，与北部和西部水源条件较好的地区相比，这里一直是农业和城市发展活动较为稀疏的边缘地带——那些人类活动会逐渐破坏并摧毁脆弱的新石器时代遗迹。 

矗立在今日WF16的高地之上，难以想象这个水源匮乏、岩石遍地的地带如何能够帮助一个默默无闻的群落走向农业革命的前沿。 但另一方面，这里的气候更为湿润，采猎者和早期的农民能够轻松到达附近布满橡树、阿月浑子树和无花果树的山地高原。 如今，只有零星的常绿橡树林以及死海南端的受保护林地，能让人依稀感受到新石器时代世界曾经的绿树成荫。

在较近时期前的近一百万年内，费南干谷和周围地区都是十分适宜人类居住和贸易的理想地区。 除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外，人们还发现了地中海和红海的贝壳，以及从死海运往北部用于涂覆篮筐的沥青，费南干谷作为商业通路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米森希望，2017年对WF16开展的全新研究工作能够揭示“农业革命的确凿兴起时间，以及是否出现了从移居采猎者发展至更为定栖的采猎者，直至成为完全定栖耕种者的长期转变”。 

目前，考古学家所确知的是，WF16在大约10,500年以前被遗弃。 可能性最大的替代场所是附近位于古怀尔干河入口处的陡坡，那里的面积达到了1.2公顷（3英亩），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 那里的建筑物规模较小，呈矩形，内墙涂有厚重的灰泥，设有相邻的通道，年代可追溯至村落的形成时期，耕作活动当时也处于逐步成型阶段。 

古怀尔干河留给游客最深的印象是一种共同目标意识，尽管已成废墟，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更为复杂的建筑墙体、楼梯和窗户中看出这一点。 考古学家解释，人类在这里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生活在一起，构成长期群落并组织大规模的合作项目。 他们很可能不仅在内部开展合作，还会与地区内部以及大黎凡特地区中的其他群落开展合作，例如杰利科等地区。

在古怀尔干河，我放眼远眺，视野开阔，下至费南干谷谷底，远至阿拉巴干谷的薄雾。阿拉巴干谷曾是当时畅通无阻、贯穿南北的往来大道，让勤恳的人民可以从事贸易往来，分享技术、想法和发现。 费南干谷的考古学发现包括地中海和红海海岸的贝壳（某些用于制作玻璃粉）以及死海的沥青等原材料（可能用于涂覆篮筐）。 根据这些发现及其他发现，考古学家可以断定，目前已有足够证据推测出该地区最早的商业模式。

 “很显然，群落之间是有往来的，不过不一定属于日常往来。”芬利森说道， “现在，我们意识到当时的世界是广泛相连的，不能将一个地方视作农业的兴起点。 这就好比人们用不同方式表达同一种观点。” 

或者，按照罗尔夫森的说法：“宗教、仪式和社会往来并非深层次地植入到这些群体中；相反，这些活动的差异十分显著，他们会制定出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进而影响了革命时期的所有人类活动。”

除了阿拉巴干谷外，还有位于南部50公里处的纳木拉干谷，它将费南干谷与世界著名的佩特拉古城相连。 这座著名的贸易之城于公元前约四世纪由纳巴泰人所建造，但在佩特拉古城诞生的一千年前，有一条道路已将沿途遗址统统连接起来，其中包括Shkarat Msaied、Ba’ja和贝达（发掘于20世纪50年代），直达约旦南部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费南干谷。 

现在，我正沿着纳木拉干谷大道前往贝达，这条道路蜿蜒盘桓于莎拉山脉的花岗岩和砂石之中。 沿着一段前往贝达的下坡路，崎岖的山景逐渐远去，迎来而来是种满大麦的山谷，在春雨的滋润下显得十分繁茂。 与炎热的费南不同，您不难想象出这里在新石器时代的景象。

在贝达见到的景象大部分可追溯至费南之后的前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 我与芬利森及其同事穆哈穆德·娜迦以及德国基尔大学的考古学家谢丽尔·马卡尔维奇(Cheryl Makarewicz)碰面。 芬利森于2000年抵达贝达，此后便间歇性地在这里从事挖掘工作，他带领我环顾了这里的圆形和矩形建筑体。 附近的两座建筑已经过重建，一是为了让考古学家验证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猜想，二是为了向从南边几公里处的佩特拉古城慕名前来的游客提供观赏的景点，与重建WF16的目的类似。

贝达挖掘现场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考古学家兼约旦文物局前采掘主管穆哈穆德·娜迦、德国基尔大学的谢丽尔·马卡尔维奇以及英国黎凡特研究理事会的地区主管比尔·芬利森。

费南干谷的发现可几乎持续性地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及更久远的时期，但这里与之不同，考古记录显示，周围地区在公元前约6500年遭到遗弃，直至6000多年后的纳巴泰王国早期。 

“新石器时代早期末，人类开始大规模地聚集于此，这里发生了某些事情。”芬利森说道， “或许是因为贝达的规模太小难以容纳过多人口，还可能并入了一个更大的群落。 也可能是他们耗尽了土壤资源，或者当地温泉干涸。”

贝达及其伟大的纳巴泰佩特拉古城当时所处的繁荣环境，拥有着比如今丰富得多的水资源。 的确，佩特拉古城的水源管理系统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技术复杂，相关研究可能也适用于贝达。 但贝达与佩特拉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芬利森对此颇为谨慎。 

新石器时代遗迹之路总长50公里（31英里），尚处于开发之中，连接费南干谷和贝达，Ba’ja是该路线上的倒数第二站。要到达这里，必须穿过一段岩石遍地但景色宏伟的障碍路段：Siq’ al-Ba’ja。 驾车者可在一天内穿过这段路，而徒步者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需要四至五天的时间。

“贝达绝不会是另一座佩特拉古城。”他说道， “问题是，人们倾向于用纳巴泰王国的视角来看待佩特拉古城周围的遗址。” 

现在，芬利森又投身于烈日下的挖掘工作。我回想起费南遗址，思索着还要过多久，人们才会以同样的新石器时代视角来看待约旦南部的其他遗址。  

	历史学家及旅行作家盖尔·西蒙斯(www.travelscribe.co.uk)在成为英国及国际出版社的全职旅行作家之前，曾考察过众多历史建筑，并在意大利和中东地区从事过徒步导游的工作。 她拥有约克大学的中世纪历史硕士学位，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现居英国牛津。
	新闻摄影记者及电影制作人乔治·阿扎(george_azar@me.com)是《巴勒斯坦： 指南》(Palestine: A Guide)（Interlink，2005年）的联合作者，以及《巴勒斯坦： 摄影之旅》(Palestine: A Photographic Journey)（加州大学，1991年）的作者，曾执导影片《加沙调停者》(Gaza Fixer)（2007年）。 他现居于约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