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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由JWM制作公司提供 |
| 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帮助了大约2500名犹太人躲避纳粹的驱逐，而美国摄影师诺曼·格许曼(Norman Gershman)为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及其后代拍摄的照片，促成了《承诺》(The Promise)这部电影的问世。 “这个小国的人民，用他们的行动为整个世界上了一课。”格许曼说。 |
令人唏嘘的是，虽然这两部电影都讲述了惊险、悬疑且动人心弦的故事，但它们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却是几乎鲜为人知的历史，以及让人意想不到的并且难以忘怀的英雄们。
《帝国的敌人： 努尔·伊纳亚特·可罕的故事》(Enemy of the Reich: The Noor Inayat Khan Story)是一部记录剧情电影，描述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印（度）美混血穆斯林妇女，成为最优秀的英国间谍，潜入被纳粹占领的巴黎为抵抗纳粹而献身的光辉人生。 《贝萨： 承诺》(Besa: The Promise)是一部纪录片，讲述了无数的阿尔巴尼亚人秉承他们自古以来就信守的光荣传统“必须庇护需要帮助的陌生人”，为至少2500名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的故事。
虽然这两部影片的人物背景不同，影片的叙事风格也不同，但都讲述了二战期间穆斯林英雄的故事，实现了一个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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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由美国团结电影制片基金会提供 |
| 在《帝国的敌人》中，格蕾丝·斯里尼瓦桑(Grace Srinivasan)扮演的努尔·伊纳亚特·可罕，携带一个藏着英国无线电发射器的秘书打字机箱子四处活动，有时甚至每天都传送情报，在纳粹占领的巴黎坚持奋战了大约4个月。 |
当主要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几乎完全被大屠杀的阴影笼罩时，人们很容易忘记纳粹及其盟友也将魔爪伸向了北非和聚集了大量穆斯林的欧洲巴尔干地区。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民一方面要抵抗纳粹，另一方面还要救援战争受难者。
“纳粹、维希、法西斯在阿拉伯土地上迫害犹太人的每个时期，在发生迫害的每个地方，都有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伸出援手。”历史学家兼华盛顿近东政策学会常务理事罗伯特·萨特洛夫(Robert Satloff) 在他2007年出版的著作《与正义同行：阿拉伯大地被大屠杀阴影笼罩时期的不为人所知的故事》(Among the Righteous: Lost Stories from the Holocaust’s Long Reach into Arab Lands)中这样写到。这本书是为数不多对这个主题进行历史考据的著作之一。 萨特洛夫发现，虽然在纳粹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选择合作或袖手旁观的阿拉伯人占阿拉伯总人口比例，与纳粹统治下的做出同样选择的欧洲人的比例大致相同，但还有许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发出了反对迫害的声音，公开表示与犹太人站在同一战线，另一些人则不肯为虎作伥，不助长迫害之势。 “一些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共命运，这些同生共死的经历，锻造出他们之间独特的同志般的友情。 而在某些情况下，阿拉伯人为犹太人所提供的远不止道义上的援助支持。 他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拯救犹太人的生命。”
《帝国的敌人》最初的构想来自亚历克斯·克洛尼莫(Alex Kronemer)和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e)，他们是美国团结电影制片基金会(Unity Productions Foundation, UPF)的创始人兼制作人。他们在2010年几乎同一周里接待了来自法国的大屠杀幸存者，每位幸存者都带来了当时穆斯林是怎么援助他们的故事。 两位制作人在听到这些故事时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他们之前从未听说过穆斯林在二战期间的英雄壮举。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这么多的故事，我们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于是我们决定进一步地挖掘这些故事。”克洛尼莫说。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更多的故事。 例如，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士兵分别为了援助英国和法国而征战欧洲，而在法国博比尼的法国穆斯林阿维森纳医院，医生们为美国和其他盟军士兵治疗。 法国歌舞表演歌手西蒙·哈拉利(Simon Halali)就是得到巴黎大清真寺庇护的犹太人之一。那里的穆斯林为他伪造文书，将他的名字改为萨利姆(Salim)，赋予他穆斯林的身份。这个故事让我们联想到2012年的电影《Les Hommes Libres》（自由之民），不过这部电影依然只有法语版。
尽管制片人发掘出的多个故事都可以拍成具有强大震撼力的纪录片，但他们最后选择了努尔·伊纳亚特·可罕的故事，因为她是一位具有深刻精神性的女性。
“令我们折服的是，她拥有如此具有包容性的人性。”克洛尼莫说。 “纳粹的意识形态与她所信仰的一切完全对立，对此她绝不能袖手旁观。”
电影大部分场景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拍摄，聘请了本地舞台剧演员出演。《帝国的敌人》讲述了可罕的故事，片中穿插着对学者和可罕亲属的采访评论片段。 奥斯卡获奖女演员海伦·米伦(Helen Mirren)为影片作旁白解说。
“我想塑造这个角色，因为她是一个如此坚强的女人。她一方面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但另一方面又拥有着不寻常的背景。”可罕的扮演者格雷斯·斯里尼瓦桑(Grace Srinivasan)说， “她一半是印度人，一半是美国人，这点和我很相像。能读到或听到与我有相似背景的人的故事，这种机会并不是常有的。 她的故事值得被传颂，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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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由JWM制作公司提供 |
| 在雷杰普·霍查(Rexhep Hoxha)17岁那年，他的父亲遵照必须收留落难陌生人的阿尔巴尼亚《贝萨》（意为承诺），收留了阿拉德杰姆(Aladjem)一家。 在影片中，他走访了阿拉德杰姆的故乡保加利亚维丁(Vidim)的一座废弃的犹太教堂。 |
可罕的父亲哈兹拉特·伊纳亚特·可罕(Hazrat Inayat Khan)是印度裔苏菲派穆斯林传教者和音乐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前往美国传教授课。 在美国时，他遇到了出生于阿尔伯克基的奥拉贝克(Ora Baker)， 两人结婚后迁居莫斯科，1914年努尔在那里出生。 此后不久，他们全家搬到了伦敦，然后又搬到巴黎。一个富有的赞助人在城郊购买了一栋别墅送给他们安家，这座房子后来被称为Fazal Manzil（福音堂）。 访客会来这里听她父亲传教，幼年时期的努尔完全沉浸在这种气氛中。后来她形容此为“她人生中最若田园诗般的美好的光阴与地点”。 但这种幸福生活因为她父亲的意外去世而悲惨地终结了。 丧夫之痛令努尔的母亲不能自持，于是努尔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她继续在索邦大学学习，后来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儿童作家，作品发表在儿童杂志上和短片小说集中。 1940年，在纳粹入侵法国之前，可罕和她的家人逃到了英国。
在那里，她加入了妇女辅助空军，担任无线电操作员。 法国沦陷后，她被招入温斯顿·丘吉尔创建的特别行动处(SOE)，任务是潜入敌后，帮助当地的抵抗斗士。
英国的培训记录评价可罕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她的上司认为理想主义是一种负担。 例如，可罕告诉他们她拒绝撒谎。 纪录片中还表现出，这个负面报告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她黝黑的皮肤和伊斯兰信仰存在偏见。 但她的无线电技术非常出色，而法国急缺SOE无线电操作员。当时这类特工在纳粹的追踪卡车的无情追捕下简直无可遁形， 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平均生存时间为六个星期。
1943年，可罕被空降到一个偏远的农村简易机场，携带着一个内藏有发报机的非常像秘书打字机的箱子偷渡到巴黎。 她的任务是支持一个名叫“繁荣”(Prosper)，旨在保持伦敦和当地间谍通信的地下反抗网络。 但“繁荣”很快就被出卖了，大部分特工都被逮捕。 可罕沉着机敏，总能在敌人追捕到她的最后一秒顺利脱身，成功地坚持了16周。期间她不断地变换位置，即使在被盖世太保用无线电探测器跟踪后仍然在向伦敦发送情报。 她于1943年10月被逮捕并被囚禁，最终被送到德国的达豪集中营，1944年9月被处死。
“我发现要平衡好努尔这个故事的明暗两面很有挑战性。”斯里尼瓦桑说， “她是个爱幻想的理想主义者，并且热爱诗歌和艺术，她的童年几乎就是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渡过的。 她的这一面与她强硬的一面又是如此的不同，因为她明知道自己可能会死在法国却还是毅然决然地动身前往，并且即使遭遇恐怖的境遇也绝不投降。 该如何寻找到一种方式来表现她富有层次的灵魂，对此我颇感兴趣。这部纪录片既探讨了她富于梦想的一面，又探讨了她务实的一面。”
《贝萨》，这个词直译为“承诺”，但它所蕴含的意义远比承诺更深远。这部电影的问世，源于美国摄影师诺曼·格许曼的一个愿望，他想记录当时还在世的、曾在二战期间为犹太人提供庇护的阿尔巴尼亚人。 今天，阿尔巴尼亚的人口大约70％是穆斯林，30％是基督徒。2002年，他第一次去到那里时惊讶地发现：在无数的人选择了袖手旁观时，这里不是仅仅只有几个人敢于例外，而是整个国家的人都恪守他们称为《贝萨》的关于荣誉的传统教义，伸出援手，勉力救济犹太人，因为按照贝萨，当落难的陌生人向他们寻求庇护时，他们必须接受对方的请求。
当格许曼把他拍摄的照片给他的朋友—电影制片人、JWM制作公司创始人和文化节目专家杰森·威廉姆斯(Jason Williams)欣赏时，两人一致认为，根据这些素材，他们可以拍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穆斯林关于大屠杀确然发生过的自白，同样重要的是，它讲述了当遇到威胁，大多数基督徒都畏缩不前时，一些穆斯林却坚决捍卫正义的故事。”威廉姆斯说。
“这个小国的人民，用他们的行动为整个世界上了一课。”格许曼在电影中说到。 事实上，阿尔巴尼亚是唯一一个二战后犹太人人口比战前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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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由美国团结电影制片基金会提供 |
| 可罕能说流利的法语，是个在宗教信仰浓郁的穆斯林家庭长大的和平主义者，在加入英国妇女辅助空军后掌握了无线电技术。 作为潜伏在纳粹占领的巴黎的地下无线电操作员，她经常是英国和法国抵抗运动组织之间唯一的联络人。 |
然而这部记录片的意义，远不止于回顾过往。 里面穿插着扣人心弦的悬疑谜团，还有如今才逐步展开的调查。 雷杰普·霍查17岁时，他的父亲瑞法特(Rifat)，一位“从生到死都贫寒”的糕点师，第一次告诉他1943年的一个假期里犹太人尼辛·阿拉德杰姆(Nissim Aladjem)和莎拉·阿拉德杰姆(Sarah Aladjem)是怎样带着他们12岁的儿子阿隆(Aron)来到他的商店寻求帮助的。 这家人逃离了与轴心国结盟的保加利亚，当时保加利亚已经颁布许多反犹太人的法律；阿尔巴尼亚当时虽然被意大利占领，意大利虽然与纳粹德国结盟，但还是容许犹太人享有相对的自由。 瑞法特立即关了商店，带阿拉德杰姆一家人到他家里，并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房间。
几个月后，纳粹进驻阿尔巴尼亚，阿拉德杰姆一家人的生命危在旦夕。 他们于1944年逃离阿尔巴尼亚，临走时，尼辛将他视为传家宝的三本祈祷书托付给当时已经成为他亲密朋友的瑞法特，他打算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后回来取书。
但战争结束后，阿尔巴尼亚成为了世界上最坚定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并成为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 在1990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雷杰普才有机会完成他父亲的心愿，将这三本书物归原主，于是70多年后这两个家庭才得以再次聚首。
阿尔巴尼亚人，从最贫穷的农民到这个国家的国王——欧洲唯一的穆斯林君主佐格一世(Zog I)，都为犹太人提供庇护。佐格一世在1939年开放了阿尔巴尼亚边界，允许任何愿意进入阿尔巴尼亚的犹太人入境，签发了至少400本护照和无数签证。 在这些前往阿尔巴尼亚避难的人中，就有来自汉堡的约翰娜·诺伊曼(Johanna Neumann)一家。
他们先是住在亚得里亚海海滨小镇都拉斯外面的一个农户家里，纳粹到这里后，他们搬进了阿尔巴尼亚工程师纳加兹·皮尔库(Njazi Pilku)的家里。皮库斯曾留学德国，会说德语，娶了一个名叫丽莎(Liza)的德国妻子。 纳粹上门搜查，询问诺伊曼一家人是谁时，皮库斯谎称他们是来自德国的表兄弟，将纳粹骗走。
“热情好客与温暖，实在是件美好的事。”现在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担任捐赠基金工作员的诺伊曼说道，“那家人冒着巨大的风险保护我们。 如果纳粹发现他们在藏匿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当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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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由美国团结电影制片基金会提供 |
| 因为被双重间谍出卖，她在达豪集中营被囚禁了近一年后被处决。 |
为了进一步表彰他们的勇气，诺伊曼在1992年提名纳加兹·皮尔库加入耶路撒冷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Holocaust Museum)专为表彰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非犹人士的“国际义人”(The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纪念堂： 皮尔库是这里纪念的69位阿尔巴尼亚人之一。
阿尔巴尼亚人也保护了那些曾经占领他们的国土、但在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也变成纳粹追捕目标的意大利人。 诺伊曼说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的罗姆人（吉普赛人）也到了保护。 “据我所知，他们没有被驱逐出境。”她说。
鉴于制作纪录片时采访的24名救助者和被救者中至少有18人现在已经过世，“我们选择制作这部片子的时机弥足珍贵。”威廉姆斯说， “这就是这个作品如此重要的原因。 如果我们没有制作这部电影，这个纪录就不会存在， 这段历史也将逝去， 这个真相就会永远被埋没了。”他补充道。
霍查也有这个忧虑，他担心许多故事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而很多故事现在已经遗失了。
“许多救助者今天都已不在人世。 当然，许多故事将永远不为人所知。”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 “我自己从电影制片人那里了解到的信息，远比从我父亲那里了解到的多， 这也是那一代人崇尚谦虚所致。”
《贝萨》于2012年上映，现在仍然是电影节上颇受欢迎的电影，荣获2014年纳什维尔电影节大评审团奖(Grand Jury Award)和2013年4个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 然而这部片子始终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制片人和参演人员担心这部电影所释放的讯息还没有传递给足够多的人。
“向世界展示这些人曾经做出的义举，告诉大家对穆斯林的恐惧其实是源于人们不知情并且不思考，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诺伊曼说。
《帝国的敌人》迄今已在25个城市里上映，主要是在艺术剧院、大学、音乐厅和博物馆中播放，但该片将于9月9日星期二首次在PBS上播出。
这两部记录片的制片人还希望看到他们的作品被学校用作教材。
“我们相信对话，相信电影能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帝国的敌人》的联合制片克洛尼莫说， “我们相信这部电影可以真正教育未来几代学生，为改善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关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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