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75年在拉本伯格运河(Rapenburg Canal)之畔成立以来，莱顿大学一直吸引着阿拉伯语及其他“东方”语种和文学研究等众多学科的优秀思想家。 在学校的Academiegebouw（即主教学楼，上图为18世纪末的景象）附近，约旦·拉彻曼斯(Jordan Luchtmans)于1697年开办了一家书店兼出版社。用莱顿教授里昂·布斯肯(Léon Buskens)的话来说，这家出版社与莱顿大学，尤其是校内阿拉伯语学者之间的联系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协同作用”。

阿姆斯特丹1883年“国际殖民和出口展”是一场为期五个月的盛大活动，目的在于歌颂荷兰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吸引了全球各地超过100万名游客。 不过，从开罗远道而来的阿敏·伊布·哈桑·阿尔哈拉瓦尼·阿尔马达力·阿尔汉拿菲(Amin ibn Hasan al-Halawani al-Madani al-Hanafi)些许有点失望。

西方人将阿敏·伊布·哈桑·阿尔哈拉瓦尼·阿尔马达力·阿尔汉拿菲简称为阿尔马达力，他于1883年访问莱顿，此时的莱顿长期被誉为欧洲的阿拉伯语研究中心。 博睿购买了他收藏的大量手稿。

伯爵的建议卓有成效。 博睿的编辑们不仅安排莱顿大学购买了他所有的600卷收藏，还像名人一般款待了他，为他提供了住宿，带他参观市区，并将他引荐给当地的知识阶层，他亦因而受邀参加了在莱顿举办的第六届全球东方学者大会。 阿尔马达力是在场300名欧洲亚述学家、埃及学家、阿拉伯语学家等人中唯一的阿拉伯人，这些学者对于阿拉伯语的精通以及对阿拉伯文学的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拥有这样的专业知识绝非巧合。 阿尔马达力访问之时，莱顿已长期被誉为欧洲阿拉伯语研究的中心。 从16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和西欧各地的哲学家、神学者和语言学家都会来到这座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南部半小时车程的精致荷兰小城，在这里的莱顿大学汇聚一堂。 这些学者通过潜心研究自己可获得的阿拉伯语手稿，“掀起了一场阿拉伯语研究的革命”，欧洲伦敦大学阿拉伯语研究历史中心的联合主任阿拉斯泰尔·哈密尔顿(Alastair Hamilton)这样说道，“他们还组建了西欧最好的一家阿拉伯语文献库”。

汤姆·维尔德

1849年，艾维特·简·博睿(Evert Jan Brill)接手这家书店，一直经营到1871年去世。 阿尔马达力访问的同年，博睿出版社搬进了这座建筑。尽管现在已成为公寓楼，但它依旧使用着当时出版社的名字。

从阿尔马达力到访的前两个世纪起直到今天，这类学术活动的中心不仅仅位于莱顿大学，也与博睿出版社——荷兰最古老的出版社以及欧洲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有着紧密的联系。 经历战争、帝国和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后，博睿以优雅的姿态发展至今。 从1732年出版的第一部阿拉伯语文献——伊本·舍达德(Ibn Shaddad)在12世纪所著的萨拉丁传记，到不朽之作——持续修订的《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博睿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数百本文献，巩固了整个阿拉伯语和东方研究领域。 与很多企业一样，博睿凭借着远见、优越位置和一些家族关系而起步。 

说到莱顿大学的位置，自1575年以来，时尚的拉本伯格运河一直是莱顿市的学术中心，曾几何时也是该市的出版中心。 八十年战争（也称为1568-1648年荷兰独立战争）期间摆脱西班牙天主教统治的束缚后，这座自称为新教的城市被人们誉为宗教宽容、科学创新和自由思想的天堂。 就是在莱顿，一群英格兰移民在乘坐五月花号向新世界起帆远航之前找到了避难所；而在莱顿大学的药材园中，欧洲人第一次成功培育来自奥斯曼宫廷的外交礼物——郁金香；也是在这里，伽利略和笛卡尔（他有一段时间的地址就是拉本伯格23号）的著作能够无视教皇的审查而出版面世。 

在这幅描绘莱顿大学图书馆的17世纪画作中，右下角的Arca Scaligerana是一个存放着300多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埃塞俄比亚语印刷品的橱柜。 这些文献由阿拉伯语学者暨人文学者约瑟夫·加斯图斯·斯加哥(Josephus Justus Scaliger)（右下）捐赠。它们不仅是莱顿大学的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启蒙，同时也反映了斯加哥的观点——研究阿拉伯语最好不是将其视为商业或宗教工具，而是获取知识的另一条途径。

博睿的历史十分久远。 1683年，31岁的书商约旦·拉彻曼向莱顿书商工会登记并在莱顿和海牙学徒实习后，于1697年在拉本伯格69B号开办了一家书店。 大约150年后，他所创办的书店成为了博睿出版社。 店址位于莱顿大学的主教学楼Academiegebouw旁，店名“帕拉斯王国”取自希腊智慧女神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拉彻曼斯使用帕拉斯和赫耳墨斯来装饰自己的商标，这项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拉彻曼斯的妻子莎拉·范·米森布鲁克(Sara van Musschenbroek)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出版商家庭，家族成员包括莱顿大学承印商和著名出版商克里斯托费尔·普朗坦(Christoffel Plantijn)，他曾出版过最早的一本包括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阿拉姆语和叙利亚语的多语版圣经。 

当时，欧洲之所以对于阿拉伯语和其他“东方”语言兴趣益盛，部分是缘于商业，因为这些语言在世界上第一家跨国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统治的亚洲和印度洋香料贸易中具有实用性。 而对于其他人来说，阿拉伯语是学习圣经希伯来语的关键；还有人将阿拉伯语视为基督教传教士的工具。

另一个研究阿拉伯语的动机在莱顿也逐步确立起来： 通过阿拉伯语这扇窗户获取知识和智慧。 莱顿大学最早的一批阿拉伯语教授包括16世纪后期的弗朗西斯科斯·拉斐尔蓝格斯(Franciscus Raphelengius)（也是欧洲首位罗马境外的阿拉伯语印刷商）以及约瑟夫·加斯图斯·斯加哥，斯加哥曾强调真正的阿拉伯语知识必须从宗教经典入手： “就像不读圣经去学习希伯来语一样，不研究古兰经，你就无法进一步掌握阿拉伯语，”他这样写道。 

欧洲第一部阿拉伯语-拉丁语字典《Lexicon Arabicum》（阿拉伯语字典）面世于1613年，由欧洲首位罗马境外的阿拉伯语印刷商弗朗西斯科斯·拉斐尔蓝格斯编撰。

在位于拉本伯格的书店中，拉彻曼斯积极响应这种学术兴趣，系统化地出版了西方当时完全未知的著作， 其中包括莱顿大学著名的瓦尔内尔遗留藏书（超过900本阿拉伯语、波斯语、奥斯曼土耳其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历史文件）的手稿，以及莱顿大学首位阿拉伯语主席托马斯·埃珀尼厄斯(Thomas Erpenius)的Grammatica Arabica（《阿拉伯语语法》）。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荷兰的阿拉伯语研究中，汉密尔顿对埃珀尼厄斯的《阿拉伯语语法》如何成为语言研究标准手册长达两个世纪之久作出了评论。他提到：“即使在19世纪被超越，但它依旧是后作所参照的典范，后作还包括今天由威廉·怀特(William Wright)编撰的标准阿拉伯语语法。”

1849年，拉彻曼斯家族将近150年的基业托付给艾维特·简·博睿后，博睿家族为这家出版社付诸了一代人的心血。

在之后的75年内，拉彻曼斯的世代后人不断地寻求机会出版有关中东和亚洲语言、文学和历史的著作。 作为莱顿大学的官方承印单位，该出版社与学校的共生关系让莱顿的学者们能够轻松地出版埃及古物学、亚述学、印度学、汉学、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研究的新兴学术领域方面的研究著作。

到1848年，掌管出版社的最后一代拉彻曼斯后人J. T.波德尔·奈恩黑斯(J. T. Bodel Nijenhuis)教授正式退休，转而专攻自己的学术兴趣。 该家族及各合作伙伴将出版社卖给了最为合适的继承人： 艾维特·简·博睿。

从1802年开始，博睿家族便为拉彻曼斯的出版事业效力。 艾维特非常了解公司的日常运营，并且与公司一样，他本人也具有对阿拉伯语和东方研究的献身精神。 他将出版社更名为自己的名字“E. J.博睿”，并招入了一批顶尖作家，例如阿拉伯研究专家兼安达卢斯专家R. P. A.多兹(R. P. A. Dozy)，其编撰的Histoire des Musulmans d’Espagne（《西班牙穆斯林历史》）于1861年由博睿出版，现在依旧是伊比利亚摩尔地区的标准历史。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博睿扩大了出版业务的活字和铅字数量： 除阿拉伯语外，他还出版希伯来语、阿拉姆语、撒马利亚语、梵文、科普特语、叙利亚语、波斯语、鞑靼语、土耳其语、爪哇语、马来语、希腊语及其多种衍生语言。 从1866年到1869年，他出版了多卷Études égyptologiques（《古埃及语研究》），作者是莱顿国家古董博物馆馆长及博睿董事会成员威廉·布雷耶特(Willem Pleyte)。 这不仅需要了解古埃及象形文字，还需要知晓僧侣体（埃及祭祀阶级在千禧年使用的字体），这种专业的异域字体使得博睿拥有了最神秘多样的文字出版能力，能够出版以东方和中东语种为语言或与其有关的著作，进而成为了世界顶尖的出版社。

根据自己已被广泛接受的拉丁语法著作，莱顿大学的首位阿拉伯语教授托马斯·埃珀尼厄斯撰写了《阿拉伯语语法》，并由拉彻曼斯出版。 该书被使用了约200年。

“他们在东方语言的出版方面具有过人之处。”莱顿大学图书馆斯加哥中心的协调员卡斯帕·范·奥曼(Kaspar van Ommen)说道，“直到今天，他们依旧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出版象形文字、乌尔都语、巴塔克语和所有这些奇怪东方字体的出版社之一。” 

博睿于1871年逝世，享年60岁，但他的继任者继续开始招募更多的外籍学者。 16卷的Tarikh al-Rusul wa al-Muluk（《先知和国王的历史》）讲述了中东的9世纪历史，作者是波斯历史学家阿布·加发·穆哈穆德·伊布·哲利尔·阿尔塔巴里(Abu Ja’far Muhammad ibn Jarir al-Tabari)，出版于1879年至1901年间，由来自六个国家/地区共14位阿拉伯语学者协力完成。 指导他们的是多兹的一位学生——莱顿大学教授M. J.德·胡耶(M. J. de Goeje)。 

德·胡耶的得意门生也是莱顿大学的教授兼博睿出版社作家——克里斯蒂安·斯诺克·赫格隆(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他在成为穆斯林不久后，于1884年前往麦加，一直待到1885年。 在那里，他撰写了两卷的麦加历史和人种研究著作。 赫格隆的著作以及含有圣城最早期图片的两本书，为学者提供了有关哈吉各方面的丰富而详细的全新信息，尤其是前荷兰殖民领地（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朝拜活动。

莱顿大学在阿拉伯语研究方面的杰出成果，源自学校学者对于通常较为复杂的启蒙手稿的兴趣，拉彻曼斯和之后的博睿也致力于出版这些手稿。 在斯加哥的捐赠之后，莱顿大学收获的最慷慨的收藏之一来自于莱文纳斯·华纳(Levinus Warner)，他于1600年代在君士坦丁堡居住了近20年。 他的Legatum Warnerianum（华纳遗产）保存着诸多稀有的出版物，例如14世纪早期的伊布·哈兹(ibn Hazm)的Tawq al-hamama（《圣灵的指环》）（左图），以及9世纪的《穆哈穆德·伊布·哲利尔·阿尔塔巴里的编年史》(The Annals of Muhammad ibn Jarir al-Tabari)的第三卷（右图）。

到1883年阿尔马达力到访之时，博睿已将拉本伯格的书店发展壮大，并改造了位于33a Oude Rijn（“古运河”）的一座孤儿院作为门店。 即使现已变为公寓楼，这座四层式建筑砖墙的巨大花岗岩门楣上依旧用大写字母镌刻着高耸的铭文：“E.J. BRILL”和“BOEKHANDEL EN DRUKKERIJ”（书店和印务馆）。 这家书店当时的技术十分先进，更像是一座工厂，利用一对蒸汽升降机将成捆的纸张和其他材料运送至楼上。 

在20世纪之交，博睿不再是莱顿大学的独家承印单位。 1896年，它成为了公开交易公司，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很多投资者会在附近的Den Vergulden Turk（镀金土耳其马）与博睿的董事会面，这座建筑的精致三角面展示着一匹身穿金色头带的土耳其马的雕像，象征着这座城市长久以来对东方的商业兴趣。 在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内，公司出版了大约450本书籍，是E. J.博睿在位时期的三倍；它还扩充了自己的学术期刊。 “欧洲、亚洲和美洲各地的学者都熟知博睿的名号，并且认识前往旧莱茵河的路。”赛兹·范·德尔·维恩(Sytze van der Veen)在2008年有关公司历史的著作《博睿：325年的学术出版》 中写道。 博睿越来越为人熟知并作为支柱的是出版社的代表作——《伊斯兰教百科全书》，这颗种子在19世纪末播种，随后不断成长壮大，迈入21世纪。

这幅优雅的图案出现在一本九世纪介绍兽医的书籍中，作者是穆哈穆德·伊布·雅各布·阿尔酷图力(Muhammad ibn Ya’qub al-Khuttuli)。 华纳将其收购并加入捐赠给莱顿大学的藏品中。

这项耗费多代人心血的学术项目由《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者威廉·罗伯特森·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倡议，旨在打造一本能够“包含有关伊斯兰世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所有可用知识”的工具书，阿诺德·维洛利克(Arnoud Vrolijk)和理查德·范·利文(Richard van Leeuwen)在去年“卓越和尊严： 荷兰的400年阿拉伯研究史”展览目录中如是说。 《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效仿了德国的80卷《古代世界百科全书》，主要内容包括法律、政治、文学和历史等文献学命题以及由西方学者组成的国际化团队所供献的词条。 

拉彻曼斯的首部阿拉伯语出版作品面世于1732年： 伊本·舍达德的12世纪萨拉丁传记。 重现阿拉伯语字体的技术难度非常之大。

当时，来自乌特勒支的东方语言教授兼首席编辑 M. Th.侯慈马(M. Th. Houtsma)负责掌控全局，而在幕后，坚韧不拔的德·胡耶承担着一份繁杂工作。 这项任务需要足够的学术能力，更不用说耐心了。 侯慈马在1899年受到任命；九年后，这些学者只完成了字母“A”的部分。 随后，他们加快了速度，在1913年完成了第一卷“A-D”。 经历一战后，直到1936年，博睿才使用当时的三种学术语言——德语、英语和法语， 出版了完整的四卷内容。 该书共5,042页，收录了长度从五十到五万字不等的九千多个词条，其中很多词条直到今天还受到学者们的惊叹和使用。

尽管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和开创性，但《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始终只是西方学者所编撰的有关伊斯兰世界的西方著作，适用于东方主义年代。 因此，学者R.史蒂芬·亨弗利斯(R. Stephen Humphreys)在其1991年的研究《伊斯兰历史： 探究框架》中写道，“它只能代表着欧洲对于伊斯兰文明的解读”。 亨弗利斯总结道，“我并不是说这种解读是‘错误’的，而是说这些书卷中所探讨的问题与穆斯林一直以来追问自己的问题大相径庭。”

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莱因哈特·P. A.·多兹(Reinhart P. A. Dozy)查询、翻译并收录了阿拉伯语和其他主要来源，创作了共四卷的《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历史》(Histoire des Musulmans d’Espagne)。 这本书于1861年由博睿出版，在今天被视为第一部由欧洲人编撰的该主题的严肃学术著作。

二战后，博睿的编辑们认为需要修订，因此便开始规划第二版。 尽管很多词条不变或稍有改动，但是编辑和编写团队现在加入了穆斯林成员，尤其是来自于埃及和土耳其的穆斯林。 亨弗利斯评论道，新成员的加入使得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产生了一种“明显而重要”的“语气变化”。 与此同时，第二版的编辑们与第一版团队相比，对完成项目所需的时间和工作量更加盲目地乐观： 他们预期，第一批书卷将在十年内出版。 但实际上，他们用了半个多世纪才完成。 

从1950年代到21世纪之交，全球的学术、方法、身份和思考方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摆脱殖民历史的各国成为了复杂而多样化的独立国家。 直到2006年，第二版的最终卷才得以出版，当时的第二版已大幅度扩充至14卷。 此时正是规划第三版的良机。 

项目经理毛里茨H.范·登·博赫特(Maurits H. van den Boogert)表示，第三版可能要花费约十五年的时间。 他说：“下一版会明确加入大量的学术方法，拓宽视野，纳入对全球穆斯林的观照。” 他还补充道，团队内加入了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专家，穆斯林作家和其他非欧洲人员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因此“阿拉伯和阿拉伯语的核心地位会有所削弱”。

的确在1961年，博睿的铅制字体不断增加，促使其将打印厂搬迁至莱顿市郊的Plantijnstraat，其名称取自16世纪的印刷商克里斯托费尔·普朗坦。 公司的编辑事务在1985年搬入新址，不久之后，数字印刷革命使得成吨重的铅字印刷逐渐没落。 尽管在现代经历了一些业务上的挫败（误导性收购和敌意吞并的威胁），但是拉彻曼斯18世纪采取的营销策略依旧十分有效。 出版社的Plantijnstraat总部门面十分普通，并没有挂出博睿出版社的商标，而是由出版社最为神秘的字母和标点符号组成的彩色棋盘图案，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认识这些图案。p>

博睿在20世纪的代表作——第一版《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经过三十多年的准备后，于1936年面世： 本书共5,042页，含四卷，收录了英语、法语和德语三种语言的9,000多个词条。 第二版完成于2006年，篇幅是第一版的两倍多；第三版预期耗时约15年。

“它一部分与传统有关。”范·登·博赫特表示， “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阿拉姆语、日语、中文： 创业伊始，博睿就拥有处理此类复杂稿本的传统。”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对于这种传统的专注，公司才能发展至今。

“其他出版商已不再出版此类书籍，这正好巩固了博睿在此类领域的专家地位。 因此，很多人来问我们，‘我有一份古蒙古语的文章；你们是否能够出版？’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此，这就是博睿的特点之一。”范·登·博赫特说道。 

最新的挑战乃是电子书，负责博睿中东、伊斯兰、非洲和亚洲研究部门的出版总监乔依德·埃利希(Joed Elich)表示， “如果我们出版电子书，就必须要针对Kindle、索尼和所有不同的浏览器做出20个不同的版本，但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支持某些字符。 这很复杂。” 

虽然如此，博睿现在每年仍会出版约600本著作以及200本定期刊物，这些出版物都可在网上获得。 出版社涉及的学科已得到迅速扩充，现在包括非洲研究和亚洲研究、艺术和建筑、人权、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社会科学、斯拉夫语和欧亚研究以及哲学和宗教等传统领域。 阿拉伯语研究依旧是核心，但也增加了很多内容： 博睿的中东和伊斯兰教研究部门占公司全年出版量的六分之一，仅占期刊量的八分之一。 除了第一版、第二版和目前正在创作的第三版的所有内容外，博睿还在网络上提供伊斯兰教索引服务。该书目数据库囊括了一个世纪内所有伊斯兰研究领域的出版物，由伦敦的非洲和东方研究学院和位于马德里的卫星办公室负责维护。 

汤姆·维尔德(2)

博睿的第二栋办公楼眺望着旧莱茵河（左图），现已是一座公寓楼。 1961年，由于现址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出版业务需求及其所需的多语铅字体的数量需求，博睿搬迁至莱顿的郊外（上图）；而1980年代的数字革命使得铅字印刷逐渐没落。 Plantijnstraat（依16世纪的印刷商克里斯托费尔·普朗坦而命名）的地址现在依旧是博睿总部的所在地。

博睿目前在莱顿拥有约100名员工以及20多名驻扎在波士顿的销售主力，与现在学术出版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例如英国的Routledge以及牛津、剑桥、芝加哥、耶鲁、哈佛的大学出版社）相比，它的规模确实不大。 但埃利希和范·登·博赫特一点都不为此感到忧虑。

“我们的图书一直面向于小众市场，而不是大型出版公司的大众市场。”埃利希表示。 其实，公司的客户基础大部分具有机构性质——学术图书馆和大学，他们能够承受博睿纸质和电子图书的较高价格 （例如，在线第三版《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包括第一版和第二版，售价31,730美元）。 范·登·博赫特随即迅速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博睿的出版物，尤其是电子出版物，无法服务于更广泛的阅读人群。

“这些著作之所以用于课堂，是因为其阿拉伯语相对易于阅读，因此学生可以轻易地理解其中的含义，特别是一些历史文章。”范·登·博赫说道， “现在，如果你的图书馆只有1876年的版本，由于受到很严格的约束，无法真正地开放，也无法用于课堂教学。 但是，在线版本不仅可供多位用户阅读，还可创造全新的可能，特别是在附带英文翻译的情况下。”

在阿拉伯世界，这家出版社的声誉已稳步提升。 “越来越多来自于伊斯兰世界的学者通过我们出版自己的著作，其中包括埃及、黎巴嫩、突尼斯和马来西亚的学者。 我们也在努力将自己更多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埃利希说道。 2012年，博睿凭借着在中东和伊斯兰教研究方面出色的出版和传播贡献，获得了阿布扎比图书节的谢赫·扎伊德(Sheikh Zayed)年度图书大奖，可以说是来自高速发展的阿拉伯图书和出版中心的认可。 

前往莱顿和博睿的道路曾经布满了几个世纪的学者的脚印和墨迹，而现在通过数据网络，博睿能够将知识传播给一个又一个屏幕前的读者们。 如果在今天，阿敏·伊布·哈桑·阿尔哈拉瓦尼·阿尔马达力·阿尔汉拿菲根本不用担心如何出售自己的收藏： 博睿会帮助他与莱顿图书馆签订一份网络托管协议。 但是，不管在他之前或是之后的年代，博睿的图书之桥跨越了世纪、大陆和语言的长河，向西方和现今全世界的读者们介绍了数不尽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等领域的文学宝藏。 当今，图书出版正在挣扎着寻找未来的出路，如同每一本印有博睿332年历史商标的精品出版物一样，博睿出版社对初衷的坚持尤为稀奇而珍贵。   

康涅狄格州自由撰稿人汤姆·维尔德 (writah@gmail.com)是《沙特阿美世界》的定期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