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易斯·沃纳(Louis Werner)
摄影和视频制作：马修·佩利(Matthieu Paley)
道路从Mirakë村庄的什库姆滨河畔急转向远方，行至奥斯曼帝国修建的一座渡桥前折回，这座桥在阿尔巴尼亚被称为“Ura e Kamares”，又名“尼诗之桥”(Bridge of Niches)。道路迅速升高到距离谷底300米左右的高度，由于受到水流的频繁冲刷，路面不得不抬高，随后才开始慢慢下降，平缓地向正东方延伸。
牧羊人和赶着骡车的伐木工时常在山中穿行，动物们的蹄子在那些因饱经风霜而圆润光滑、微光闪耀的石头上踢踏作响。在这条得到妥善保护的路面上徒步而行颇为有趣，有时路面仅有四米宽，但仍然铺设完好，阿尔巴尼亚语称之为“Rruga Egnatia”，也就是“艾格纳提亚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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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纳提亚大道仅存不到百分之一的路面还保留着罗马帝国时期铺筑的石块，例如阿尔巴尼亚东部Mirakë附近的道路。右下图：妇女们在阿尔巴尼亚都拉斯的海滨漫步，这里是艾格纳提亚大道最西端的终点，现已成为该国的著名港口。右下底图：都拉斯废墟中的住宅，远眺亚得里亚海的奥特朗托海峡。海对岸72公里处就是意大利布林迪西，罗马亚壁古道最南端的终点。 |
远在两千年以前，就如同今天一样，连接罗马和博斯普鲁斯的最短路径是一条直路，大部分位于陆地之上。这条路线以意大利靴后跟地形区东南端附近的布林迪西为起点，穿过亚得里亚海的奥特朗托海峡，通向阿尔巴尼亚海岸。从那里开始，道路翻越古伊利里亚、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山区，蜿蜒1,100多公里后进入拜占庭，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占领这里后更名为君士坦丁堡，1930年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这条路线由罗马最著名的两条道路组成：从罗马向南穿越意大利的亚壁古道，以及从巴尔干半岛向东通往伊斯坦布尔的艾格纳提亚大道。如果说艾格纳提亚大道是罗马帝国通往东方的主要干道，在帝国衰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又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甚至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获得了新生，奥斯曼帝国反向开拓了这条道路，将其作为通向西方的主要走廊，尤其是在14世纪末期占领巴尔干半岛期间。因此，如今许多沿线的清真寺、市场、慈善厨房(imaret)、大旅舍(han)和浴场(hammam)都可追溯到那个时期，土耳其语称之为“Rumeli Sol Kol”，字面意思为“巴尔干左臂”。
地理学家用dromocracy（意为“依靠道路进行统治”）一词——源于希腊单词dromos（英语中“飞机场”(aerodrome)和“赛车场”(velodrome)的词源）——来描述奥斯曼帝国对道路系统的深度依赖。君士坦丁堡西部，这些道路包括贝尔格莱德西北的Orta Kol（中臂）以及乌克兰北部的Sağ Kol（右臂）。穆罕默德二世在带领军队离开君士坦丁堡向巴尔干半岛行进时，曾被问及计划去往何处。他的回答是“如果我的任何一根胡须知道答案，我会把它拔下来。”这不仅意味着此次行动的绝密，还暗示着这些道路未知的终点。
道路从农场中蜿蜒而过，农场院落中堆满干草垛，粗糙的围栏围住绵羊和山羊。在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占领时期，墨索里尼(Mussolini)对道路进行了整修，模糊了罗马、奥斯曼和意大利风格之间的区别，但每种风格都汲取了前代的经验，代表着精湛的手工工艺。陡峭的岩壁和层叠而下的溪流让定期的道路保养成为必需，那些没有被顾及到的路段逐渐被水流冲蚀，只留下狭窄的小道。英国画家和诗人爱德华·李尔在1848年夏天沿此路旅行时，写下了日记《令人心惊胆战的小路》(frightful paths)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formidable precipices)，并非言过其实。
我们对艾格纳提亚大道的了解从罗马帝国的记录文献开始，其中记载了tabulae，在拉丁语中意为“路线图”；itineraria mutationum，意为“驿站名单”，土耳其语中又称menzilhaneler，可供驾车人更换马匹；mansiones，意为“旅店”；以及civitates，意为“城镇”。而奥斯曼帝国除邮驿名单之外，还将官方信使抵达和离开的信息记录在了登记簿中（名为menzil defterler）。两大帝国都竖起了刻有距离的石碑，便于人们在沿路的中途落脚点之间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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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图：位于马其顿边界以西的达尔扎四周环绕着陡峭崎岖的山峰，让11世纪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nena)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笔下，“蜿蜒的道路穿过了那片几乎不可逾越的地区”。上图：都拉斯城中的一座威尼斯塔楼见证了这座城镇动荡纷争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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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是艾格纳提亚大道沿路数十个村庄、小镇和城市之一，城市路标（顶图）上写着“Rruga Egnatia”，即“艾格纳提亚大道”。上图：爱尔巴桑在考古遗迹之上修建了现代建筑。 |
《波尔多行程》是记叙这条道路的最完整记录之一，由四世纪早期去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所著。它记录了亚得里亚海和埃夫罗斯河（位于现在的希腊和土耳其交界处）之间的近50个驿站。与其类似，奥斯曼帝国的税务登记簿列出了君士坦丁堡向西到塞萨洛尼基之间的15个路段，总长600公里，以及长380公里的其他7个路段，一直通向阿尔巴尼亚爱尔巴桑——如今已是什昆比尼河畔拥有125,000人口的宜人城镇。描述色雷斯东部（今土耳其西北部）城镇科三的邮驿书籍记录了1703年690条官方信使离开的信息，其中131次的目的地是塞萨洛尼基，只有两次远至爱尔巴桑。
德国语言学家戈特利布·卢卡斯·弗里德里希·塔费尔(Gottlieb Lukas Friedrich Tafel)在1842年对艾格纳提亚大道所做的研究至今仍保留未翻译的拉丁文原稿（他也从未想过离开德国开展研究），从那个时代开始，学者们就一直尝试通过连接每个已知的驿站、旅店和城镇来定位完整精确的路线。最近，荷兰艾格纳提亚大道基金会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中提出了最佳猜测，并为有意在最佳原始路段上徒步旅行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建议，这些路段总长不到如今路线的百分之一，而且大部分位于阿尔巴尼亚境内。
1974年，人们在塞萨洛尼基边界外发现了一块里程碑，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中期，石碑上镌刻着以拉丁文和希腊文书写的铭文，其中提到了盖乌斯·埃格内修斯(Gaius Egnatius)的名字，他是一位地方总督，曾在罗马帝国通过公元前146年的彼得那战役占领马其顿之后负责修建道路。（此后时期的里程碑铭文多为纪念当权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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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地区最古老社区和最新遗迹之间穿梭的牧羊人（顶图）将羊群赶入混凝土贮仓，这个仓库位于爱尔巴桑东部的巴布耶村庄，由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建造。上图：达尔扎村庄举办的婚宴。 |
因此，在长达1,120公里的艾格纳提亚大道（长度是亚壁古道的两倍多）上步行和乘坐出租车、巴士和汽车就像在上历史课。从亚得里亚海到伊斯坦布尔，道路通过了四个现代国家——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希腊和土耳其——以及许许多多的城镇，有的已是一片废墟，有的依旧繁荣。如今的道路远远不如罗马雄辩家西塞罗(Cicero)的时代繁忙，为了等待大批旅者离开拥挤的旅店，西塞罗曾推迟了从塞萨洛尼基前往罗马的时间。但施工质量和定期维修依然不容置疑，公元六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统治时期的编年史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笔下的文字在今天看来仍然真实：“铺路石块经过精心打磨，表面光滑而平整，连接处的石头看上去并不是简单的堆砌，甚至不是严丝合缝的拼接，而更像浑然天成的整体。”
向什昆比尼山谷以北眺望，可以看到更高的山峰。由于当地需要大量的木柴烧火，所以山坡上的许多树木都被砍去。道路大多维持在700米左右的高度，快速穿过巴布耶村庄，遥远的谷底传来摩托车攀爬陡峭山路时发出的轰鸣声。那里有另一座奥斯曼帝国早期修建的桥梁，名为Ura e Golikut。这座桥有着独特的斜坡造型，一端高于另一端，阿尔巴尼亚多产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的畅销小说《三拱桥》(The Three-Arched Bridge)便采用了这座桥的照片作为封面。
艾格纳提亚大道部分路段的距离是按照罗马里计算的，1罗马里等于0.93现代英里，而另一些路段，通常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是按照旅行时间计算的。1970年骑自行车沿路旅行并写下《艾格纳提亚之路》(The Egnatian Way)的菲尔曼·奥沙利文(Firmin O’Sullivan)估计，轻松行进的罗马士兵可在45天内走完700罗马里，骑马可将时间缩短一半；快速赶路的信使可在三周内走完全程，包括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之间的道路和亚壁古道。与之相比，如果航海而行，绕过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沿意大利西岸向北或向南而行，即使在最适宜出行的季节也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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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克斯斯堪德博格村庄中的小餐馆，坐落于爱尔巴桑和奥赫里德之间，为过路旅客提供服务，如同过去的mansio（或称旅店）和mutatio（或称更换马匹的驿站）。 |
如今只有极少的地点或景物还保留着古时候的原名，对于一个从希腊殖民后语言、宗教和皇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地区而言，这种情况在预料之中。所以，艾格纳提亚大道西端终点的名字从希腊语中的科西拉（现名科孚）殖民地Epidamnos，改为拉丁语的Dyrrachium，土耳其语的Dıraç，意大利语的Durazzo，最后改为今天的都拉斯，丝毫不足为奇。
都拉斯海滨地区似乎属于，或渴望归属于意大利里维埃拉，而不是阿尔巴尼亚内陆贫瘠的高地，但罗马竞技场、威尼斯塔楼、拜占庭论坛、奥斯曼清真寺、充满意大利殖民文化的区域以及为纪念奋勇反抗二战法西斯军队的共产党员的牌匾，无一不昭示着都拉斯动荡纷争的历史。五世纪本土出生皇帝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曾对城市进行过改造，但效果似乎并不持久：海滨咖啡吧和börek（波雷克）面包店远处的都拉斯显得肮脏破旧。17世纪的奥斯曼旅行家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Çelebi)对这次旅行感到非常失望，他没有看到任何市集、大旅舍、花园、葡萄园甚至浴场。“简而言之，”他写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租税农场，但并不是一个繁华的城镇。”
在更远的内陆地区，还有另一些令人惊奇的见闻。地拉那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洛伦茨·贝科(Lorenc Bejko)曾描写过艾格纳提亚大道的阿尔巴尼亚路段，他说：“尽管山区文化看上去较为封闭，事实上，山区人民和海滨人民一样通晓世故。” 他说，当你沿着艾格纳提亚大道，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村民可能会问“你准备去伊斯坦布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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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群山之间，道路沿奥赫里德湖平缓的北岸绕过，12世纪的地理学家伊德里希(al-Idrisi)曾计算出，环湖行走一周大约需要三天。 |
正如爱维亚对山区人民的描述“所有的年轻小伙都随身带着武器，因为——愿主保佑——这里是阿尔巴尼亚，无需多言。他们只靠shpatë，也就是他们的佩剑说话。不是士兵或海员的普通农民通常会离开城镇前往伊斯坦布尔，在浴场中担任专业服务员。” 而一些人的表现更加出色：至少26个阿尔巴尼亚人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鉴于土耳其如今的强大经济实力，阿尔巴尼亚青少年仍然梦想着前往这个道路尽头的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距离意大利不远的地方踏上旅程，沿着古典历史学家马克思·凯里(Max Carey)口中20世纪以前阿尔巴尼亚最好的道路，穿过马其顿和希腊，进入耗资70亿欧元新建的Odos Egnatia高速公路。公路蜿蜒约300公里，相当于艾格纳提亚大道的三分之一路程之后，最终从伊斯坦布尔的黄金城门下穿过，这座城门是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去世40年后兴建的三孔凯旋门。
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对这条道路十分熟悉，他在公元8年流放到黑海的途中，满怀对西方遥远故乡的眷恋写下了关于这条大道的文字。经过海上和陆地的颠簸，他最终来到了坦佩拉，塔里安诺波利斯（今洛特拉）附近的埃夫罗斯河西岸。作为艾格纳提亚大道上的一个城镇，它拥有巴尔干半岛现存最大的大旅舍，和一个仍然蒸汽腾腾的双层穹顶kaplıca（热水浴场）。
正如他在沿艾格纳提亚大道和亚壁古道送回罗马的《黑海信件》(Black Sea Letters)第四卷中写下的诗篇：
漫长崎岖的道路；步履逐渐蹒跚，
土地掩埋在冬季皑皑白雪之下。
穿越冰封的色雷斯，层云笼罩的巴尔干，
还有爱奥尼亚海的水域，
十天或更短的时间，无需匆忙赶路，
帝国之城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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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图：在远眺奥赫里德湖的岬角之上矗立的拜占庭教堂。上图：如今，游客可以登上观景台欣赏希腊埃德萨的瀑布。 |
正如他在诗句中所写，冰封的色雷斯掩盖在冬季皑皑白雪之下，道路穿过海拔1,956米的潘伽昂山，足以让旅者迷失在暴风雪之中。一句阿尔巴尼亚谚语描述了这里艰险恶劣的环境：“踏上旅程同时意味着穿越平原、高山和碎石。”
道路沿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什昆比河山谷向上游延伸，首先来到佩今城，这里被认为是古时的Clodiana旅店。城中奥斯曼风格的钟楼和清真寺均出现在爱维亚·瑟勒比的笔下。在这里，艾格纳提亚大道的一个小分支从现已荒芜的罗马城镇阿波罗尼亚（罗马帝国时代许多同名城镇之一）向北延伸，与主干道汇合。正如一本旅行指南所述，站在城外，既可以看到罗马风格的桥梁，又可以在离开都拉斯后首次看到完好无损的罗马铺路石。
法特米尔·穆霍(Fatmir Muho)是一名43岁的出租车司机，住在爱尔巴桑附近的城镇。作为曾经的长途卡车司机，他对该地区的路面状况了如指掌。他对一些路段的负面评价与19世纪德国学者塔费尔的描述相近，塔费尔并无讽刺之意，只是这样评论连接巴尔干半岛和罗马之间的古道：“这些伟大的道路似乎没有为文明进程提供如今的道路可带来的所有优势。” 11世纪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在她父亲亚历克西奥斯大帝的编年史《亚历克赛记》(Alexiad)中简单明了地写道“蜿蜒的道路穿过了那片几乎不可逾越的地区”。
穆霍说，在不久以前的共产主义时期，人们会将马匹赶到马其顿边界外出售。他解释道，阿尔巴尼亚马可用于工作，在马其顿的售价更高，而体力更弱、价格更低的马其顿马将从边界带回来宰杀。海关监管员不会注意到带过边界的马匹是否返回，所以阿尔巴尼亚商人在边界出售珍贵的马匹，然后购买其他廉价马匹带回国内，无需支付一分钱的佣金，通过这种方式维持着不错的营生。
这位专业的司机没有提及马匹是否要沿路左边行走，一如罗马帝国时代的牛车。有些人认为，英国靠左行驶的规则正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遗留的风俗习惯。
用来铺路的石块就像新鲜出炉的饱满面包，在田野和草地中若隐若现。进入达尔扎村庄，路面再次降低，房屋也变得密集，羊圈外守护着凶猛的伊利里亚牧羊犬，一种身体为黄褐色、头部为黑色的守护犬，马其顿人称之为萨普兰尼那克犬，或Šar山地犬。一天的辛苦跋涉后，当地学校的床铺显得弥足珍贵，即使守护犬在满月下吠上一整夜也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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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希腊北部，艾格纳提亚大道进入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艾格纳提亚大道和Dimitrios Gounari大街的交叉口伫立着加莱里乌斯拱门（上图）。 |
奥赫里德城位于达尔扎以北，毗邻海拔700米、群山环抱的奥赫里德湖，城镇高度超出湖面三倍有余。奥赫里德是Lychnidos的罗马语名称，城中建有竞技场和山顶城堡，如今每到夏季就会有大量的北欧人前来享受灿烂阳光，不过并非通过艾格纳提亚大道，而是乘坐飞机。
12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希这样描述奥赫里德“这座城镇以繁荣和商业令世人瞩目。它建于一个环境宜人的岬角之上，居民就在不远处的辽阔湖泊中乘船捕鱼。湖泊周围有大片的耕地，位于城镇南端。绕行一周需要花费三天多的时间。” 爱德华·李尔笔下的主广场“四处可见白色尖塔和茂密的悬铃树丛”，与今天的景象并无差别，他在阿里帕夏清真寺外仍然繁茂的悬铃树旁记录下了如画般的美景。
奥斯曼人称从奥赫里德到比托拉的这段路为Manastir，而罗马人称之为Heraclea Lyncestis。道路从瓦拉几人居住的中心地带横穿而过，这一民族至今仍使用从罗马殖民时期沿袭至今的拉丁系语言。塞萨洛尼基马其顿大学的希腊人类学家、巴尔干半岛少数族裔研究专家弗蒂尼·辛皮利多(Fotini Tsimpiridou)认为，与波马克人（保加利亚的穆斯林）隐居的生活方式相反，瓦拉几人对外界十分开放。艾格纳提亚大道由他们环游全球的祖先修建而成，穿过本国领土似乎理所应当。
逆流而上，走过一座奥斯曼时期的桥梁（波斯尼亚莫斯塔还有另一座双子桥，但后者更著名），到达马其顿共和国的边界Qafë Thanë——奥赫里德湖东侧的山峰，在坡廷格尔古地图上可能被标注为“Pons Servilii”。继续向前行进，就来到了经常在语言中引起歧义的希腊马其顿地区。这里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的父亲菲利普二世和这个家族统治下的阿吉德王朝的领土。但土耳其人不愿向希腊人示弱，他们宣称这一区域是Evrenosoğuları尊贵血统的起源地，由ucbey（军队领主）加齐·埃维里诺斯(Gazi Evrenos)帕夏率领，他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任苏丹奥斯曼一世孙子手下的将军，曾在14世纪晚期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埃维里诺斯建立了Yenice-i Vardar城，意为“瓦尔达尔河的新生城镇”，如今名为基阿尼斯塔。他的陵墓经过重修，现为白色带饰边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一些生物学家认为墓葬主人享年129岁，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卒于14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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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这块在塞萨洛尼基发现的里程碑上刻有拉丁文和希腊文书写的铭文，其中提到了盖乌斯·埃格内修斯的名字，他是一位罗马元老院议员和马其顿总督，曾在公元前二世纪负责修建艾格纳提亚大道。顶图：在更遥远东方的卡瓦拉，苏莱曼一世在16世纪派人修建了这座奥斯曼风格的引水渠。 |
这是奥斯曼道路系统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建于艾格纳提亚大道后约1,500年的Yenice-i Vardar中心距离大道较远，附近没有路标，但它的奥斯曼古迹，包括1753年修建的钟楼、尖塔屹立不倒的神圣清真寺（在希腊这片地区很少见）以及浴场等建筑依然如昔，只是更加破败。
穿过吉安尼他萨后大约六公里，大道在佩拉再次出现，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出生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在这里授课，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这里写下了最经典的希腊悲剧之一《酒神的女祭司们》(Bacchae)。罗马统治时期，佩拉城的地位大大下降，一世纪的一次地震更是雪上加霜，人们甚至不愿在此歇脚，宁愿前往东边不远处更宏伟的塞萨洛尼基城。
佩拉的旧博物馆现已改造为饰品工厂，为全国的礼品店供货。大小各异的“米洛斯的维纳丝”石膏复制品让人想起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所说的罗马打败马其顿之后收获的战利品：“各种展览品、雕像、画作、奇珍异宝……佩拉宫殿的工匠们耗尽心血制作的珍品。”
共产独裁者恩维尔·霍查修建的混凝土防御地堡破坏了周边景物的协调风格，折射出他对邻国南斯拉夫铁托(Tito)元帅的共产党军队入侵毫无根据的恐惧。如今，许多地堡已经彻底毁坏，人们收集钢筋并用骡子运回山谷深处进行回收利用。其他一些被用来修建羊圈和干草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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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至今，艾格纳提亚大道不仅连接了东方和西方的帝国，还贯穿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超过1,120公里的路程，希腊腓利比废墟中发现的路标见证了这一切（顶图）。高速公路沿线的现代路标（上图），现在希腊北部和土耳其南部约300公里的旧路段均设有此类路标。 |
从佩拉出发，来到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塞萨洛尼基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第一大城市，由于城市交通过于拥堵，因此艾格纳提亚大道只能绕城而行，就像一条环城公路。历史总会影响现代术语的形成，因此自然而然有了odos（希腊语中意为“道路”）一词，艾格纳提亚大道与海岸线仅隔四条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几乎穿过加莱里乌斯拱门，该建筑由多瑙河山谷农民出身的罗马皇帝在四世纪初期修建。在同一条街道上还有两处奥斯曼古迹：始建于1468年，现在正在修复的哈姆扎贝清真寺；始建于1444年，现已不再开放的拜伊浴场，又称天堂浴场。
塞萨洛尼基也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出生地，他的故居现为土耳其领事馆内的博物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历来紧张，但艾格纳提亚大道指引着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地，让这座城市多元化的饮食、建筑和语言更加和谐。
人类学家弗蒂尼·辛皮利多从祖母埃弗哈莉娅(Efthalia)那里找到了学术灵感，他的祖母在20世纪20年代从土耳其科三搬迁到了埃夫罗斯河对岸的小村庄。“她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女性，”教授说，“但充满睿智，她总是能透过历史的表象发现真相。土耳其就是她的patriada（故土）——她对那里有着浓浓乡愁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因为她从科三而来，而且不相信官员们会为边界另一边新建的村庄起名为Nea Kessani（新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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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延伸至东方的尽头——或通向西方的起点——伊斯坦布尔，穿过城墙（上图）来到Porta Aurea（黄金城门）脚下。上图中的一段城墙位于拥有七座塔楼的土耳其耶迪库勒堡垒。 |
辛皮利多还引述了颇具影响力的烹饪书作家尼可拉斯·特勒门特斯(Nicholas Tselementes)的故事，这位作家在当时尝试将可互换使用的希腊和土耳其家常菜食谱“希腊化”。事实上，通过在希腊茄盒中加入贝夏梅尔调味酱，他的食谱更贴近法国风味并减少了土耳其元素，敏锐的希腊厨师从那以后一直尝试从食谱中去掉这一配方。
一路向东，艾格纳提亚大道穿过阿波罗尼亚（不要和阿尔巴尼亚的阿波罗尼亚混淆）旅店，奥斯曼时期的浴场和大旅舍在废墟中伫立。随后进入阿姆菲波利斯城，民族主义政治家们惊喜地发现，近期发掘的一座坟墓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代或将军的陵寝，他们希望借此机会为希腊争夺马其顿遗址的独占权增添砝码。
黄昏时分，我们搭乘一位伐木工的卡车离开了达尔扎山坡，艾格纳提亚大道独特的路面很快交汇在一起，我们再次步行踏上了前往东方的道路。来往的牧羊人、成片的玉米地和干草堆散布在通向库克斯斯堪德博格（亚历山大贝）村庄的山路四周，15世纪的阿尔巴尼亚英雄（在奥斯曼军队服役的一名贵族，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起反抗）为纪念亚历山大大帝而为村庄起了这个名字。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另一部小说《攻城》(Siege)以土耳其人的视角描述了他的故事，人们在首都地拉那的中心广场为他竖起雕像。
沿着马其顿东部和色雷斯西部的山麓，一路前行至土耳其边界，Odos Egnatia高速公路如刀刃般穿入。这条公路也收取高额的过路费。沿公路行驶可快速通过《波尔多行程》中提到的旧站点，如Rumbodona驿站、Empyrum城镇、Herconstroma旅店等等，不会受到高速公路出口的诱惑。并不是说这有什么好处，只是因为这些地点的确切位置仍然无人知晓。公路建设确实帮助人们发掘了阿斯普罗瓦尔塔城（可能是古时的Pennana驿站）附近的部分遗址，但位于Syndeterios的遗址在1980年被一个摩托车道掩埋。
艾格纳提亚大道起初只修到Cypsela驿站（今伊普萨拉），位于埃夫罗斯河土耳其境内一侧。由于这条大道与其他更古老的道路（后由罗马人升级改造）随意相连，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道路此后（确切日期不明）通过密集的新道路网延伸到了拜占庭，部分路段沿马尔马拉海岸直行通过泰基尔达和锡利夫里，另一些路段向北穿过哈德利安波利斯（今埃迪尔内），与贝尔格莱德路（又名Orta Kol）汇合。多数情况下，只有Cypsela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站点才为人所知。在距离伊斯坦布尔只有97公里的马尔马拉埃雷利西，四块里程碑上的铭文均以相同的简单致意开头：“祝君好运”，似乎是在隐晦地提醒来自西方的旅者警惕大城市的诱惑和危险——在当时并不亚于今天。
从库克斯斯堪德博格开始，道路逐渐降低至谷底。这里的路面在共产主义时期的工业废料、关闭的工厂和沉闷无趣的住宅之间渐渐隐去。翻越这座阿尔巴尼亚山峰，徒步穿过艾格纳提亚大道最遥远和保存最完好的路段之后，继续前行的最好方法是骑自行车，一路前往马其顿共和国边界，最终到达远方的伊斯坦布尔，这里仍是许多年轻牧羊人和伐木工的梦想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