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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 卷,第 4 期2013 年 7 月/8 月号

In This Issue

经济尚不发达的皮林山和罗多彼山位于保加利亚南部景色壮观的偏远地区,那里坐落着一些村落。村落里的波马克人(亦称为保加利亚裔穆斯林)正要求恢复他们的名称。 在共产主义者统治的 45 年间,波马克人受到排斥。波马克变为“让人感到罪恶的词语”,主要波马克分析家穆罕默德·伯约克里说道。 他说:“现在有了互联网,人们已经开始接受这个词语。 它已经成为我们所保存的所有文化遗产的象征。” 尽管它们是几个巴尔干穆斯林社区中最大的一个,波马克并非是唯一开放边界的地区,最近,社会媒体重温第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奥斯曼帝国分割的巴尔干国家的共同文化。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边界开放以及社会媒体的出现,许多像来自保加利亚布雷兹尼察的莎莉嘉·格罗莎尔(22 岁) 一样的年轻人对共产主义统治闻所未闻,如今他们正在重新塑造泛巴尔干穆斯林身份。 她非常喜爱传统民间音乐,而且还在 Facebook 上建了一个群,名称是“波马克人、托尔贝什人和戈兰尼人: 三种称呼,一个种族”。 她与戈兰尼人交朋友,他们是生活在科索沃南部和阿尔巴尼亚北部的穆斯林族群,与他们聊天,交换当地民间音乐的音频文件。 “他们在了解保加利亚人,我在了解戈兰尼人。”她说道。

尽管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然而这种文化变迁似乎正在重新编织文化断线。当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奥斯曼帝国被分割为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民族国家时,文化也被割断,如今这些文化开始再度融合。 在此之前,奥斯曼统治者已经根据 millet 观念,这一由穆斯林、犹太人或基督徒定义的社区,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法律实施统治。 直到 19 世纪他们开始获得国家认同时,各自的 millet 才纷纷向奥斯曼统治者提供了他们的主要身份来源。 在奥斯曼帝国,所有穆斯林——无论是土耳其人或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或斯拉夫人,都属于穆斯林 millet,他们的语言、地理起源和种族都是次要的。

建于 19 世纪的新基督教巴尔干储国将穆斯林孤立地留在了这片领土,新政府将他们视为可能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少数民族。 20 世纪时,共产主义者打着“恢复”几个世纪前在奥斯曼帝国胁迫下成为穆斯林的基督教徒身份的幌子,仅在保加利亚就至少举行了四次强制性同化活动。第一次是 1912 年,最后一次是 1989 年。 东欧剧变,欧盟不断扩大都促使边界逐渐开放,而如今在线社会媒体工具更有效地改变了巴尔干穆斯林对自己以及与他人关系的看法。

“突然,我们周围的边界都打开了,我们发现了与我们有着相同文化的岛屿,与我们相似的人,”居住在布雷兹尼察的伯约克里说道。布雷兹尼察是一个以其传统的波马克文化和在线波马克激进运动而闻名的城镇。 “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伯约克里说道巴尔干穆斯林人互相了解的越多,越感到穆斯林族群名称的虚伪。 例如,波马克人不仅生活在保加利亚,还生活在希腊北部和土耳其西部,不过那里大部分人都已被同化。 生活在保加利亚的波马克人说保加利亚语,而离散的犹太人群组讲新国家的语言。

在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托尔贝什人和戈兰尼人都讲 Nashenski,一种南斯拉夫语——讲保加利亚语的人能理解一些。 托尔贝什人住在科索沃和马其顿;戈兰尼人住在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 在波斯尼亚,也居住着穆斯林“波斯尼亚人”,被视为表兄弟,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相差甚远;首先,他们认为自己是波斯尼亚人,而不是穆斯林。

外来人通常无法察觉这种细微差别。 官方定义戈兰尼人为生活在 Gora 省的人,于 1928 年被划分为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 托尔贝什人和戈兰尼人拥有相同的语言,并将自己视为同一种人,只有在与外来人讲话时,才区分为托尔贝什人和戈兰尼人。 他们的语言称为Nashenski,字面意思是 “ours-ish”,源自nash,意思是“我们”。 他们将这两个族群里的人称为nashenets——“我们之一”。 根据保加利亚民族志学者维萨尔卡·东切娃,边缘化现象非常明显: 将自己视为“我们”,意思是将他人视为“他们”。 但这种区分正在发生改变。

布雷兹尼察坐落在皮林山脚,它的闻名不仅在于其积极保护波马克文化,而且在于其优美的歌声、纺织、服饰和伊斯兰传统。 这里人口约 3500 ,其中 90% 是穆斯林。 这里既有老式木制和泥砖建筑,也有现代混凝土房屋。 铝制小屋内的“放宽信贷”店可提供即时消费贷款。 由于几乎每家都设有网络接口,因此网吧已经统统关闭了。

在经济方面,由于共产主义之后建筑业的不断发展,布雷兹尼察的男性纷纷涌向保加利亚和国外地区寻求新的机遇,布雷兹尼察的人们也逐渐脱离了传统的烟草种植业。 村庄内有两个纺织厂,多数妇女在这里工作,产品会销往德国: 其中一个专门制造男士西装,另一个生产dirndls,巴伐利亚女士民族服饰。

共产主义时代,保加利亚展开反对包括土耳其和罗马(吉普赛人)民族在内的穆斯林人口的强制性同化活动。这意味着禁止穆斯林服饰、音乐和文化,甚至穆斯林姓名。 每个人必须取新的保加利亚姓名——通常采用花朵和鸟类名称。

“他们想埋没我们的文化,改变我们全部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姓名,甚至我们的歌曲,”伯约克里说道。他是一名粉刷工,土生土长的布雷兹尼察人。 他回忆道,在共产主义时期的黑暗岁月里,一个南斯拉夫戈兰尼音乐唱片私传到村庄里,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快乐,因为里面的歌曲听起来酷似当地音乐。 “当我们了解到其它地方也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时,这证明了我们文化的合法存在,”他说道。

共产主义终结时,保加利亚穆斯林重新使用他们原来的姓名,其中搀杂着一种迫切表达他们穆斯林身份的心情。 如今,20 年后,这种兴奋已经冷却,而一种新型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文化正在形成。

这一点在婚礼中尤为明显,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人保留了丰富多样的奥斯曼帝国帝国时期的传统。 尽管 45 年冷战使得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分离,但是不同国家的穆斯林社区实行的许多传统却是相同的。

穆萨·达拉卡其将在明天举办婚礼。 他今年 27 岁,赶上了边界开放的好时期,已经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郊外的花田工作了五年。他辛勤工作,努力负担着在布雷兹尼察购置新家以及举办 500 多名亲朋好友参加的婚礼的所需费用。

“对我而言,我们的传统能够世世代代传递非常重要,”他说道。 “与我父亲和祖父相比,我已对传统了解甚少,我希望能够传给下代一些。”

第二天清晨 8:30,和着 zurnas 的演奏声,他的婚礼在城镇广场正式宣布举行。zurnas 外形短而粗,是奥斯曼时期的竖笛,融合了卡祖笛的音调和中音萨克斯管的力量。 四个 zurna 和三个tupans(鼓)开始演奏时,即宣布婚礼开始。

新郎的弟弟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华丽的银色西装。他挥舞着带有红色婚礼旗帜的杆子,领着整个婚礼队伍前进。 旗帜一角是曾经象征穆斯林 millet 的新月和星星,还有一个亮片做成的心形。 “共产主义者不喜欢新月和星星,但是由于旗帜是红色的,因此他们才允许我们使用,”伯约克里说道。

同化运动期间,甚至乐师也不得使用 zurnas,因为这种乐器被视为具有“土耳其风格”。 他们不得不拿起手风琴或萨克斯管,被迫演奏保加利亚或俄罗斯音乐。

新郎从屋里走出来时,胸前别着一张崭新的 50 欧元纸币和一束白玫瑰。 他缓缓地带领着队伍,时不时停下来跳舞。 抵达新娘家时,一大群人拥在他身后。 里面的人用手推着前门。 新郎递入纸币,然后跟里面的人商量着。 乐队太吵,人们无法听到说话内容。

最终,门打开了,客人纷纷涌入新娘家中。 夫妻两人站在 cheiz 或女方的嫁妆前合影。 嫁妆包括一堆地毯和毛毯,堆在一起有一人高。周围是成堆的厨具(碗碟架和碗)、软绵绵的枕头和泰迪熊。 这是一种寓意新家生活富裕的象征。

人群渐渐散去,人们把 cheiz 从三楼阳台一件件搬到停靠在街道边的卡车上。 卡车的后面是打开的金属框架,上面放着 cheiz。卡车行驶在队伍的中心,队伍缓慢向广场行进,去跳欢快的民间舞。

布雷兹尼察的非正式民族志学者是 36 岁的萨利赫·布科赖安,也是村里的财务主管。 他喜欢思考像波马克文化这样的大问题。 他还是该地区最大的传统服饰和歌曲收藏家。

“如果妇女不再穿我们独特的服装,同化目的便达到了,”布科赖安说道。 “妇女肩负着体现和保护我们身份的职责,如果她们丢失了,那么我们恐怕要失去很多东西。”

布科赖安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祖母唱的民间歌曲所深深吸引。 他感觉到祖母所唱歌曲中的和谐气息­­—跟她用鲜艳的颜色和几何图案为女儿制备 cheiz 时体现的和谐气氛一样。 “总之,她非常爱美,”布科赖安说。 “她临终时还唱着歌。”

尽管布雷兹尼察的妇女仍然进行纺布和编织,但是一些针法已经被遗忘了。 因此布科赖安使用电子表格记录针法和设计,列出颜色和图案。 此外,他还记下 1 万行传统歌曲和诗歌。 他还开通了博客,在博客中建立了小型在线民族博物馆。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建立保加利亚首个波马克实体民族博物馆。

与许多好奇的巴尔干穆斯林一样,布科赖安在闲暇时会上网与保加利亚、马斯顿、科索沃和土耳其的朋友聊天。 他说,巴尔干穆斯林的相互了解才刚刚开始。

“如果我们将保加利亚的波马克人成功合并为一个文化群体,我们就有可能作为不同国家的相同群体成员讲托尔贝什语和戈兰尼语。”布科赖安说道。 “那么,保加利亚波马克语或马其顿托尔贝什语便会就此消失。 我们将有一个一致认可的新名称。” 他补充道,那个名称可能是 nashentski,相当于托尔贝什人和戈兰尼人称呼自己的“我们”。

布雷兹尼察的有线电视台也提供当地新闻播报服务。 村庄内几乎所有人都订购该服务,这是主要的公共论坛。 在有生日、出生、丧礼、纪念日和即将到来的婚礼时,观众点播歌曲、献歌,并以文本形式显示在屏幕上。

所有者伊斯梅尔·格罗莎尔说道,近年来,保加利亚主流音乐已不受大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当地传统的民间音乐。他估计,现在三个之二的人喜欢传统民间音乐。 同时,自从穆罕默德·伯约克里将布拉卡达·马斯卡(“马斯卡兄弟”)的 MP3 带到电台,布雷兹尼察的人们纷纷喜欢上了这个来自科索沃的戈兰尼民间音乐乐团。 现在,格罗莎尔说当地音乐家在庆典上也会演唱他们的歌曲。 曲目包括 “Vo Kafana” (在咖啡馆)、“Cerno Oko Sareno” (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和 “Tudzina je Mlogo Teska”(在异国充满悲伤)等。

19 岁的泽伊内普·沙卡利是布拉卡达·马斯卡的歌迷,她在 Gaitani 民间乐团中唱歌,这是布雷兹尼察唯一的两个乐团之一。 她说城镇中约一半的年轻人都喜欢传统音乐。 她说,“我感到有压力时,我不想看电影。 只想听民间音乐和纺布。”

她的朋友和 Gaitani 成员莎莉嘉·格罗莎尔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成为第一个访问科索沃的波马克人。 她的乐团去年在那里演出。 “我没期望他们会拍这么多照片。 他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的nosi【传统服饰】,” 格罗莎尔说道。 反过来,她也邀请布拉卡达·马斯卡到布雷兹尼察参观。 “能够邀请他们来这里是我们的梦想,”她说道。

到科索沃需要 6 小时车程。在普里兹罗居住着一名 Torbesh 记者赖夫·卡西,他在科索沃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从事波斯尼亚语言工作。 作为 Nashentsi 中主要的在线倡导人之一,他使用互联网与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联系,做调查并帮助安排边界间的联系。 他还参加区域会议及与巴尔干半岛穆斯林问题相关的会议。

他的家乡在科索沃南部的普里兹伦,大概是巴尔干半岛最具奥斯曼风格的城市,不仅体现在建筑上,还在于其多文化精神。 这座城市没有多数民族,你可以随意讲任何语言—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土耳其语、英语或 Nashenski。 与前南斯拉夫有很多共同之处,普里兹伦拥有显著的南欧咖啡馆文化。 黑糖玛奇朵充满浓浓的奶油味,采用专门技术制成。

“我们非常相似,拥有几乎相同的文化和信仰,只是讲着不同的语言,”坐在露天咖啡馆的卡西说道。 “一百年前,我们讲同样的语言 [Nashenski],但是,从那时起发生了变化。”

戈兰尼人被认为是生活在 Gora 科索沃省南部讲 Nashenski 的穆斯林,是科索沃六个正式种族之一。 然而,尽管托尔贝什人感觉他们被视为波斯尼亚人,但是却并不是讲波斯尼亚语(原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主要族群。在这里,托尔贝什少数民族可以感受到更强烈的政治包容性。 如今,在所有正式工作和学习场合,托尔贝什人都讲波斯尼亚语,在家讲 Nashenski 语。

米夫塔·阿德米希望改变这一现状。 他带着自己编写并出版的 Nashenski 语法书来到咖啡馆。 他还根据拉丁字母编写了字母表,称为 Nashenitsa。对于特殊的发音,他还使用了变音符。 他的儿子阿南多是一名医科学生,设计了脚本的字体。 “这很容易安装在 Windows 系统中,”阿南多说道。 我的目标是书写 Nashenski 时更加“自然和真实”。

阿德米如同稀有语言行家一样,对 Nashenski 的美赞不绝口。 “这是一种远古语言,非常古老,现在仍在使用,”他说道。 这是其它南斯拉夫语支(如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的基础。 “我们的语言像是树干,而其它区域语言像是树枝,”他解释道。 “它绝非一种文学语言,”他坦诚地说道,没有流露出丝毫羞愧或骄傲。 他说道,仅出版了 15 本用 Nashenski 语写的书,他希望能够逐渐增加。

越过边界,来到阿尔巴尼亚东北部,共有 9 座戈兰尼村落,那里住着约 15,000 名戈兰尼人。 在共产主义时期,他们过着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 坐在前往阿尔巴尼亚库克斯州的车上,我们遇到了纳齐夫·道克勒,一名备受尊敬的 Nashenski 语言和文化学者。卡西回忆起 2000 年他越过边界的第一次旅行。

他回忆道,Borya 村当时正在举办他们的首届文化节。 卡西是首批从科索沃前来访问的 Nashentsi 之一。 “我在边界 32 公里外的地方长大,从来没有南斯拉夫人能跨过边界,”他说道。 “这里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所以我总是十分感兴趣。”

我们穿过一片泥泞之地,在他来的前一年,也就是 1999 年,这里曾到处是科索沃战争的难民。 今天,这里在下大雨。 灰蒙蒙的天空与潮湿的沥青色苍茫的山脉融为一体,如同错综复杂的巴尔干身份般相互杂糅,模糊不清。

我们到时道克勒正好在家,他已经撰写了 20 多本有关 Nashenski 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的书籍。 他曾在共产主义时期担任学校督察,并广泛游历这片区域,暗地里一边工作,一边搞研究。 “我曾经走访戈兰尼村庄的每个角落,询问人们有关词语的问题。 我是想编写一本字典。”

他编撰的阿尔巴尼亚语–Nashenski 字典是第一本 Nashenski 字典。 道克勒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泛黄的记事本,展示他几十年来进行的实地调查,要知道当时关注戈兰尼文化,或是任何少数民族文化都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是偷偷地搞这些活动。 也没人抓到过我,”他说道。

道克勒说用 Nashenski 书写只是要保护语言以用作专门的目的——而不是被人阅读。 “许多科学工作者都认为戈兰尼人和托尔贝什人都是拥有音乐文化的懂音乐的人。 的确如此。 在婚礼上,不管你声音是否优美,或者是否才华横溢都没关系。 每个人都会唱歌,”他说。 由于口述传统太过深厚,他会交替着使用“诗歌”和“歌曲”两个词语。

我们返回科索沃去见布拉卡达·马斯卡,这是一支新兴的传统戈兰尼人乐团,由于社交媒体、数字音频和网站的推动,其在布雷兹尼察和整个巴尔干地区很受欢迎。 他们所在的雷斯特里卡村位于 Gora 南端,途经崎岖陡峭的 Šar(发音为 shar,沙)山的西坡。 许多当地人将这座山视为他们精神的实物象征。 事实上,卡西在 Facebook 上传了许多从各种角度拍摄的 Šar 山四季变化的照片,好像把它们当作了自己的家人。

“我希望波马克人、戈兰尼人和托尔贝什人建立起共同的文化中心,以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文化、歌曲和传统,”卡西说道。 “以前信息过于闭塞。 即使身为记者,我也不清楚还有其他像我们托尔贝什人一样的人。”

雷斯特里卡的街道很干净,也很陡峭。 由于几十年来戈兰尼人一直在其它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以及意大利和瑞士谋生,房子外墙看起来完好无损。 建筑业已取代了传统的牧羊业。 街上妇女穿着正式的黑缎长衣,她们是要在明天的古尔邦节(或称宰牲节,阿拉伯语中称为‘Id al-Adha’)到来前探亲访友。

在穆拉特·马斯卡家里,三兄弟中当歌手的那个解释说,他们的音乐听起来很伤感,因为它很现实。 “我生活在雷斯特里卡,但却没有工作,”他说道。 “我们的歌曲通常讲述 我们的生活。 有些歌曲的素材是对放牧时代的某些回忆。 但现在的新歌都是有关现代的素材,例如意大利或瑞士的移民生活以及诸如签证等事情。”

雷斯特里卡也是乡村广播台 Radio Bambus 的所在地。 尽管其调频信号的辐射范围大约只有 15 公里(9 英里),但自从 2009 年起,公众可以在网上收听该频道。经理纳西姆·霍查说,在任何指定时间内,该广播台的在线听众通常可达到 500 到 600 名,其中许多是生活在西欧和其它巴尔干国家的移民。

霍查说该广播台的使命是帮助 Nashentsi 能够相互加强了解。 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那些曾被边界和遥远的距离阻隔的巴尔干穆斯林能够相互联系。 霍查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 这是一名保加利亚的波马克人通过广播电话点歌。 “我现在收集了很多类型的 Nashenski 音乐,”霍查说道。 他补充道,正如布雷兹尼察的居民会点布拉卡达·马斯卡的歌,雷斯特里卡当地人会点 Gaitani 的歌(其去年曾从布雷兹尼察来过这里)。

我们早晨 6:30 来到卡西位于 Ljubinje 的家后,藏在 Šar 山峰后的深蓝色天空开始逐渐变亮。 “我们要早点到那里占个好位置,”他说道,出发前往当地的清真寺。

街道上挤满朝同一个方向移动的人群。 这座清真寺建于 1979 年,采用南斯拉夫未来主义风格建造,看上去其建造者似乎对未来充满信心,却又不想张扬。 主要祈祷区的崇拜者已蔓延到旁边的走廊、楼上的阳台和教室,在教室黑板上用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 Nashenski 写着“假期快乐”的字样。

祈祷结束后,人们又前往墓地。 伊斯兰传统俨然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似乎出于本能在做这些事情。 卡西在一块顶部有草覆盖的简单矩形混凝土板旁边跪下,并开始默默祈祷: 这是他祖父母的墓地。 然后,他来到妻子母亲的坟墓前。 “我们在每个古尔邦节都会做这些,”他说道。

在吃完丰盛的古尔邦节午餐后,我们拜访了一位年轻新娘塞尔玛·夏比的家。 “保持这种传统让我们感到很幸福,”在观看夏比的婚礼视频时她说道。 “同时,每年都会想出些新花样。”

她的婚礼上有许多同保加利亚波马克婚礼相同的元素: 用来公开展示的堆叠很高的地毯、织物及纺织品;奏响婚礼进行曲的唢呐和鼓;chorapi 礼品经济,或是似乎每个场合都会大量出现的手工羊毛袜;以及婚礼派对男性成员肩头象征新房卫生的毛巾。

夏比说母亲的婚礼和她的婚礼“很不一样”。 她说,比如,母亲当时结婚的时候骑在马上,而且大家伙吃的是大锅饭。 尽管夏比在婚前仪式上穿着鲜亮、多彩的传统服饰,但在正式婚礼上她还是换上了西式的白色婚纱。 她母亲结婚时则穿着传统的 nosi。 “在这么高兴的时刻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感觉棒极了,”她说道。 最大的区别是,母亲结婚时还有彩绘——字面意思。

在新娘彩绘仪式上,新娘的脸和手都会画成白色,并点缀设计精美、光鲜的彩色亮片和指甲花,这在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当中很常见。 该传统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代,甚至更早,但其起源时间就不得而知了。 在科索沃,只有附近一座村庄的一位老妇人还会这种艺术;而在保加利亚,只有三个村庄的新娘可能偶尔会在结婚时进行彩绘。

视频中,夏比周围是为她歌唱的女性朋友。 已婚妇女身穿鲜艳的红黄相间的传统服饰,而未婚女性则身穿白色衣服。 夏比正在动情大哭,因为很快就不得不跟家人说再见了。 尽管她的新家——丈夫家的房子距离娘家只有大约两分钟的路程,她的悲伤似乎并没有因此缓和。

她的女朋友们唱道,“之前,你都要听你母亲的话。 现在,你必须听婆婆的话。”

“她听吗?” 我问客厅里坐在她对面的婆婆。 “她听话啊,”她说道,语气中严肃和自豪各占一半。

“我听话,”夏比开玩笑道。 “我有耳朵呢。”

附近的 Nebregoste 村正在举行传统宰牲仪式,这是古尔邦节的又一个重要部分。在高耸的 Šar 山的衬托下,村里的房屋从陡峭的街道倾斜而下。 中央广场举办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大约 30 名乔装打扮的男子聚在一起,他们身披黄色雨衣,手里拿着刀、绳索和塑料袋。 公交站内放着一个很大的烤架,用来烧烤当地瑞士 Nashentsi 移民捐赠的七只公牛。

屠宰过程按伊斯兰原则进行,很是利落。 先用天平称肉,然后分装到塑料袋,再分发给穷人。 没多久,一名男子开始走来走去,叫卖砧板上刚烤好的腰子。

伊斯梅尔·祖几正用智能手机拍摄镜头,并用视频将现场情况发给苏黎世的家人。 他是一名总承包人,如今马上就要退休了,他每年都会驱车回几次自己的村子。 他主要负责为修缮中央广场等项目筹集资金,或者购买古尔邦节用的牲畜。

苏黎世的 Nashentsi 社区组织有序,也很团结,他说,通常会有 1500 人聚集在 Sports Club Šar 举行庆祝仪式。 “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尽可能多地了解我们的文化,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很重要,”祖几说道。 这样的巴尔干半岛移民社区不计其数,其中第一代移民社区的历史可追溯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

虽然祖几的祖辈们每年夏天都会在 Šar 山上放牧,并在冬天将羊群赶到塞萨洛尼基低地,但他的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也不再沿袭传统的职业。 他认为社交媒体使他们无论从自身,还是作为社区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我的儿子会在网上了解保加利亚的波马克人,”他说道。

互联网帮助我们增强了联系。 “我们不仅从未中断彼此之间的交流,甚至还有分别来自 Gora 和瑞士的戈兰尼人通过互联网相识,进而结为夫妻的例子,”他说道。 “一些孩子心系彼此,仿佛他们就在这里。”

马修·布鲁恩瓦瑟 (www.matthewbrunwasser.com) 是一名独立的报刊杂志和电台记者,工作地点在伊斯坦布尔。

柏亚娜·凯特索拉瓦 (www.boryanakatsarova.com) 是一名自由摄影记者,作品代理单位为巴黎宇宙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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