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东大寺入口处的木制装饰上漂亮的彩绘，绘图中阿拉伯书法文字的周围绘有龙、鱼、鸟、牡丹和荷花等中国传统图案，以及象征着好运的标志；一串LED灯绕在支撑着瓦片屋顶的椽木上。

在这个以数目庞大而闻名的国家，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不太大的整数： 100。 这个数字代表1700年之前建造、目前分布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的清真寺的大概数量，而这片比德克萨斯州或法国还要广阔的土地上，共拥有大约30,000座清真寺。 我们计划穿越高速公路和偏僻小路，在这100座清真寺中寻找最古老、最不知名的寺庙。

中国的月洞门是在墙壁中间凿出一个圆形开口，既可以当做入口，也可以将此作为框架观赏墙后的风光，别有风味。 它是花园中常用的建筑结构，也用于宗教建筑中，例如我们在西安的大清真寺看到的这处月洞门。

在做准备工作时，我们摘录了更多数字。 其中包括，中国有超过13亿公民，其中穆斯林人占1.8%，拥有2,300万人口。 这些穆斯林人由10个主流民族和语言族群组成，包括1,000万讲汉语的回族人和840万讲突厥语的维吾尔族人。 其他还包括讲突厥语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撒拉族人、鞑靼人和乌兹别克人，讲蒙古语的东乡族人和保安族人，以及讲波斯语的塔吉克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中，我们并不想报道中国那些著名的古老清真寺。 比如北京的牛年街清真寺（因其穆斯林街坊屠杀牛（而不是猪）而命名）和西安的大清真寺，这两处都是游客经常停驻的地方。 我们还会避开中国东南海沿岸古老的港口城市中游客众多的清真寺，包括广州（旧称为Canton）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杭州的“凤凰”寺和扬州的“仙鹤”寺。 所有这些清真寺的创始人（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穆斯林人）都赋予了寺庙反映中国信条和神话的中文名称。 最后，我们还排除了第三类著名的清真寺，这些寺庙为居住在喀什市和中国偏远西部其他城市中的维吾尔族人服务，因此其建筑风格与附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以西的其他国家有许多共同之处。

顶图： 我们探访的第一座清真寺是河北省西北部的宣化清真北寺；这座清真寺不仅具备我们所了解的古老清真寺的典型形象，还拥有中国传统的世俗和宗教建筑群： 低矮的大厅和房屋围绕着中心院落；木制构架；稍微较高的主祷告厅；石头或砖块砌成的围墙。上图： 近年来，许多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进行了整修，例如甘肃省天水市的北关清真寺，不过整修时米哈拉布或祷告石（背景图的中心）上方的阿拉伯书法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对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的是，中国中部和北部不太出名、鲜有人涉足的古老清真寺。这些清真寺采用并按照传统的中国建筑进行设计，又进行一些调整以满足伊斯兰教的需要。 

我们到达北京后不久，司机就迅速载着我们去了河北省西部——北京西北方向。 我们沿途透过车窗瞥见了一闪而过的长城，并在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后停在了张家口市，去探访宣化清真北寺。 在附近的书店外，我们微笑着接受了“as salamu alaykum”（阿拉伯语的“愿安宁与你同在”）的问候，并受邀入内： 寺庙内部满是主人家用阿拉伯语和汉语书写的《古兰经》、书籍和书法铭文。 显然，这将是一场丰富的心灵旅行。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周，我们沿陆路长途跋涉，换了6个不同的司机和汽车，并乘坐火车连夜翻越黄河流域，从固原行至青藏高原的西宁。 （查看下方的地图）我们共穿越了河北、山西、甘肃、青海、陕西、湖北和河南七个省份以及内蒙古和新疆两个自治区，即中国中部、北部和西北部回族人口众多的所有地区。

这些墓地埋葬着18世纪对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部贡献良多的教士，其特征是宝塔式的结构（如左图所示的这块墓地），以及周围环绕着用来做礼拜和讲授教义的建筑；图中墓地位于甘肃省临夏市。 从外部很难看出它们是历史悠久的学习和学术中心。 右图： 浅浮雕壁画描述了中国中部传统的围墙建筑群。

中国的很多清真寺据传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其建筑究竟经历多少年的风雨往往很难推断。 没有人愿意谈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往事。不堪回首的十年，在毛泽东主席1976年逝世后结束。 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活动遭到限制，许多宗教建筑也被挪用和改造。 在某些清真寺中，铭碑（直立平坦的石头）上往往一面刻有阿拉伯文，另一面刻有中文，记录着清真寺数个世纪以来的故事。不过，其中多数清真寺只能追溯到18世纪，并且往往经过现代重建、修整和重新绘制，所有这些都会造成与原有设计很大的不同。 事实上，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北关寺正在进行类似的翻新。

左图： 位于宁夏自治区固原的清真寺建筑群入口，融合了穆斯林和中国建筑装饰的典型特征： 外部装饰同时采用阿拉伯和中国文字和图案，融入了花朵、水果、鸟类以及真实和神话动物，配有传统的中国青瓦屋顶和神兽形状的卷曲尖顶饰。 右上图： 临夏曾经是泛亚丝绸之路的贸易点，现在拥有70多座新旧清真寺，位列全中国清真寺数量之首。图中出现的是其街边最近建造、非中国风格的清真寺的尖塔（图片左边）。 右下图： 西宁是青海省的首都，也是青藏高原上的最大城市。图中为位于西宁的传统中国式清真寺门廊上改装的平面玻璃窗上映射着附近的穹顶和尖塔（按照“国际伊斯兰”风格建造的较新清真寺）。

十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不久之后，穆斯林教徒就来到了中国，这些教徒主要是使者和商人。 他们有的沿着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经陆路来到中国，有的则经由马六甲海峡渡过印度洋沿海路来到中国。 历史资料显示，公元651年，一位特使代表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来到唐朝的长安——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和土耳其人转向伊斯兰教，新疆省西部的一些城市早在10世纪就已成为穆斯林文化的重要中心。 不过，除了沿海城市发现的一些12世纪墓碑以外，穆斯林人来到中国的首个物证要追溯到中国西南部的几座14世纪清真寺（现多数已重建）。 

在18世纪和19世纪，阿法克和卓（Afak Khoja，1693年或1694年长眠于新疆省喀什市外）的追随者掀起了一股伊斯兰教浪潮，将伊斯兰教向东传入甘肃、宁夏和中国中部的其他地区。 这些教徒的墓地成为宗教建筑群的中心，周围建有祷告室和传授室。 这些建筑对传统的中国形式和图案进行了调整，以满足伊斯兰教的需求，但是它们采用的方式可能会让来自西方伊斯兰地区的游客感到惊奇。 例如，许多建筑不仅装饰有阿拉伯书法，还有传统的中国抽象背景和具体背景。 甘肃省的临夏市拥有众多此类建筑群，这些建筑群不仅是穆斯林人的学术中心，还是城市人们寻求清净之地的绝佳之选。

新建成的中华回乡文化园的入口（右下图），距离纳家户清真寺（左图）不远，但是与其参照的建筑泰姬陵（莫卧儿王朝皇帝贾汗季17世纪在印度阿格拉所建）相距3,000公里（1865英里），建成时间间隔四个世纪。 这座文化园既反映了中国的新财富，又反映了伊斯兰文化的全球化。 右上图： 位于新疆自治区永宁的纳家户清真寺建有阳台和朝上的瓦片屋顶，体现了传统的中国建筑风格；不过最近修缮的拱形门和两个侧面的灰砖塔则采用主入口两侧建造对称尖塔的设计，体现了中东清真寺后来的影响。  清真寺的台阶式敏拜尔（即讲道坛），是另外一处具有中国风格的传统伊斯兰教建筑形式。  后方的墙壁上绘有同样融合中国图案和阿拉伯书法的圆形浮雕。

除了古老的清真寺以外，我们还探索了较新的清真寺。 几个世纪前，对于中国的穆斯林人而言，远赴穆斯林中心学习西方（尤其是哈吉，即去麦加朝圣）非常艰辛，可能需要长达两年的时间。 现在，中国的穆斯林人（以及全国的其他民族）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人联系比以往更紧密，这点对建筑造成的影响日益明显： 许多古老的清真寺现在都建有崭新的建筑；这些建筑通常由外国资助建成，采用“国际伊斯兰”风格设计，其特征是尖尖的绿色穹顶和长长的高大尖塔（这些在中国都没有渊源）。 我们在宁夏永宁看到过中国本土特色和外国设计风格并存的典型示例，在那里传统的纳家户清真寺（也称为Naijahu清真寺）与主要以印度泰姬陵为灵感设计的中华回乡园相依。

左图是河南省开封的朱仙寺，它在平台上建有矩形、木制梁柱结构，并采用外砖墙和瓦屋顶；右图是青藏高原上西宁附近乐都县的佛寺礼拜大殿，两者相差不大。 在清真寺中，路径两侧矗立的两座小井亭（佛教寺院中可能是钟鼓楼）建有石柱（即直立的石板），记载着清真寺的历史。

这些采用非中国设计元素的新清真寺，很明显地体现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建筑文化（几千年来一直采用共同设计原则建造各类世俗和宗教建筑）已发生变化。 统治者和其他掌权人物的宫殿（实际上仅仅是非常大的房子），起初是佛教徒、道教徒和儒家学者建造寺庙所效仿的对象，后来成为了清真寺的效仿对象。 结果，极为类似的中国建筑达到了惊人的数目。 例如，9世纪的佛寺、13世纪的道观、15世纪的清真寺、16世纪的葬厅、17世纪的文庙殿和19世纪的住宅可能都有明显的类似之处。 为什么中国建筑的用途如此不同，又位于不同的地理和生态地区，而且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还是有这么多共同特点？这是我们此次穿越城市、不停探访清真寺所要寻找的答案。 虽然建筑的大小和材料的品质展示了建筑的地位和赞助者身份的不同，但是它们在用途上往往别无二致。

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即可变通性，我们也通过14世纪到20世纪的清真寺建筑进行了例证。 它们都采用一套木制支架支撑的木构架建成；用瓷砖铺设屋顶；成组的建筑群沿着水平轴对称分布在方形院落中；并在墙后（通常用砖头砌成）设有面朝南的大门。 

这座18世纪清真寺位于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市，最近进行了修缮。两座三层塔构成了它的侧面门户，折射出当地最近普遍化的、非中国符号的伊斯兰教象征。  塔顶的新月尖顶与屋檐上悬挂的中国大钟相辅相成。

因此，将传统的中国宫殿或寺庙规划转变成清真寺通常非常简单，只需将建筑群的方向转变成面朝麦加（在中国长期被认为是面朝西面）即可。 祷告厅一般是主要建筑，坐落在建筑群的中心位置，建在平台或基座之上以显示其重要性，这是中国独有的惯例。 沿着院落墙壁，聚集着用作教室、办公室和洗礼室的辅助建筑以及员工、教徒和游客居住的地方；在一些伊斯兰地区，所有职能部门经常安排在单独或临近的建筑物中，例如madrassah（宗教学校）、kuttab（小学）、khanaqah（朝拜旅客招待所）、imaret（施食处）等。 大多数职能部门（教育、管理、宗教领袖和游客的居住区）不会出现在中国佛教和道教建筑群中。

中国传统建筑框架中的阿拉伯书法（左图）通常用于装饰清真寺的墙壁，这里用于装饰开封东大寺的入口。 用毛笔写出的流畅字体是中国书法所特有的，与伊斯兰其他地区用芦苇笔写出的书法有所不同。 中间图： 庄严的wangyuelou（望月楼）一般位于清真寺院落的中间位置，并不会采用宣礼塔的形式建造，不过图中青海省循化县的这座楼上装着的扬声器表明它已经调整为宣礼的用途。 右图： 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一般铺设釉面瓷砖，某些瓷砖会沿着两端和脊线装饰植物和花卉图案以及龙凤等神兽。 某些圆柱形瓷砖的两端刻有阿拉伯铭文，其他一些则印有龙。 所有这些特征都在河南省沁阳市清真北大寺的屋顶上有所体现。

内蒙古自治区的首都呼和浩特市清真寺外的甜点店，图中的标记主要是中文，但是小椭圆形中的阿拉伯字符，表明商店出售的食品为清真食品或穆斯林人可以食用的食品。 不过，椭圆形中的阿拉伯字母如果像中文那样单独出现，则是存在书写错误的。

除了宝塔（中国版印度佛塔，存放佛骨舍利的象征性佛山）以外，传统的中国建筑群从侧面看普遍偏低。 宣礼塔与清真寺相邻，是做祷告之处；它并非是中国传统清真寺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过在某些地方，中国建造者会将宝塔改造成wangyuelou（望月楼），设在清真寺院落的中央位置。 它并不是用于做祷告；这类塔曾经和现在常常用作清真寺的出入口，现在还放置了电子放大器。 

中国传统的建筑一般采用木桩和木梁作为基底，并且一般不采用拱门。 长期以来一直与米哈拉布（清真寺墙上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相伴的拱门是个例外，它将这一新颖的形状引入了中国清真寺。  从左到右： 临夏（旧王清真寺）、同心和定襄（左下）的米哈拉布。 右下图： 定襄的绘制木梁。

保定和开封（朱仙寺）。

虽然在大多数气候干燥的穆斯林地区，由于木材稀少，建造者倾向于选用砖块和石头，但是在中国木材一直很充裕。 无论是用于建造宫殿、寺庙还是清真寺，传统的中国木构架建筑都依靠木桩来支撑横梁，这些横梁又可支撑椽子和屋顶。 这些木头元件用固定的阴阳榫系统与支柱连在一起，称为斗拱： 无需钉子和螺丝。 

从14世纪到17世纪，这种工艺逐渐复杂。 14世纪建筑中带有两到三层“杆臂”的简单斗拱，到17世纪发展成了五到七层且拥有九个不同角的斗拱。 最终，这些支架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近，成为了中国版的muqarna，也就是布哈拉、格拉纳达等地装饰伊斯兰建筑的石钟乳状万花筒图案。

位于黄河上游河段的青海洪水泉清真寺是中国中部保留最完整、最令人回味的清真寺。 它的入口大厅（右图）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的典型示例，其中所有木桩、木梁和支撑支架都使用阴阳榫连接件拼凑在一起，未使用任何金属钉子或螺丝。

虽然木头是建筑中最重要的材料，但是一般情况下，外围（建筑的分隔墙）会用砖块砌成，而屋顶会用瓷砖铺设。 虽然传统的中国建筑者不知道，也不会使用拱门与拱顶，但是他们会在大多数地下墓室中采用拱形结构，而不是地上建筑中采用。 

但是对于穆斯林人而言，拱形代表着特殊的宗教意义： 虽然现今有些变化，但是从早期的伊斯兰时期开始，米哈拉布（清真寺(qibla)墙上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一直采用拱形。 而且，由于南非、中东和中亚地区缺乏木材，建造空间常用的手法是搭建砖块或石头拱顶，而拱顶就是范围延伸至空间的拱形转动而成。 中国穆斯林人在某些时期也会将拱顶用于与伊斯兰教相关联的建筑中，例如我们看到的某些木架构清真寺在建筑最重要的部分用砖块堆砌成拱门和拱顶空间：米哈拉布正面的壁龛。 这种建筑在中国被称为“无梁殿”。 而在其他时期，木材建筑实际上模仿了穹顶空间，只不过没有弃用其对柱子和横梁的结构依赖。 

由于中国建筑在数千年来始终不变，因此要追溯建筑起源，有一种方法是研究“斗拱”（支撑屋顶的木制支柱）的复杂性： 斗拱越复杂，建筑时间越晚。 根据洪水泉清真寺的这些斗拱判断，这座清真寺建于18世纪或19世纪。 右图： 在洪水泉清真寺，米哈拉布摆放在小型方室中，这间方室覆盖有精雕细琢的镶板以及呈穹顶状的精致木制天花板。

我们看到，清真寺的装饰同样融合了传统的伊斯兰书法图案以及几何和植物装饰与中国传统的牡丹、荷花和龙凤图案。 采用阿拉伯文是穆斯林人和其他中国人最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在清真寺还是在市场中。 

中国的阿拉伯书法通常特别流畅，体现了中国使用毛笔（而不是其他穆斯林地区的芦苇笔）书写文字的悠久传统。 在植物和花卉装饰方面，两族传统之间有很多重合，但是中国人独特之处在于在伊斯兰宗教环境中描绘神兽，通常会避免人物形象。 有时候，这些神兽会作为守护神摆设在侧面门口或装饰屋顶；其他时候，它们会融入雕刻或绘制的装饰中。 同样地，在某些清真寺中，穆斯林人会沿袭传统中国人的敬香习俗。因此在某些院落中，人们可以看到刻有阿拉伯文或中文的大型青铜或陶瓷容器，而且容器中盛有沙土用于插放闷烧的香柱。

我们的旅途中最大的惊喜莫过于魅力十足的洪水泉清真寺。该寺位于平安县，距离西宁市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位于青海省黄土高原之上，黄河的上游流域。 当我们穿过座落于黄土之上的小农村，行走在中亚沙漠地区几千年来堆积而成的沙地之上时，我们的前方仍然是个未知数。

洪水泉清真寺的管理人前来迎接了我们。 不寻常的绘画残缺彰显了这座清真寺的保护纯度。

令我们惊奇的是，这处偏远的清真寺几乎没有修复的痕迹，然而却保存良好。 当我们闭上眼睛，倾听布谷鸟为我们唱着夜曲，享受现代中国无法感受到的宁静，我们仿佛回到了这座精致的木制清真寺建造的时间，穿越到了18或19世纪。  

	希拉·布莱尔([email protected])和乔纳森·布鲁姆([email protected])，现任波士顿大学伊斯兰和亚洲艺术学院的诺尔玛·珍·考尔德伍德大学教授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伊斯兰艺术学院的哈马德·本·哈利法讲座教授。
	南希·斯坦哈特([email protected])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艺术学院系主任和教授。 她是《中国早期的清真寺》(China’s Early Mosques)的作者，即将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