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坦桑尼亚的巴加莫约，一些人在渔船上劳作。600年以来，这座港口都是东非地区通向印度洋的主要口岸之一。

作者：阿曼达·李·利希滕斯坦(Amanda Leigh Lichtenstein)
摄影：马里耶拉·富勒(Mariella Furrer)

坦桑尼亚总统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Jakaya Mrisho Kikwete)出生在这里。由于他推行的大港口开发计划，小镇上再度掀起了贸易浪潮。

在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向北前往巴加莫约港的途中，两旁栽满棕榈树的蜿蜒道路上，工人们正在拓宽两车道的旧公路，使得交通陷入了停滞。一辆辆大巴和小汽车在尘土飞扬的弯道上盘旋前行，道路变得狭窄难行，而两旁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谷却在视野中越发开阔，愈行愈近。在巴加莫约镇，路边随处可见各种小店和艺术画廊；老人们穿戴kanzu（康祖长袍）和kofia（科菲亚帽子），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穿行而过；三五成群的小伙子则戴着时髦的棒球帽，在树荫下靠着摩托车等候。女人们身着五颜六色的头巾和鲜亮的衣服，也有穿紧身牛仔裤和T恤衫的，或二人结伴或独自一人在路上漫步，头上还顶着包裹。海浪冲刷着巴加莫约的白沙海岸，勾勒出不规则的轮廓。随着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中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建立于1964年。随着总统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五年任期即将结束，全国上下将在10月迎来大选。这里是基奎特的出生地，位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以北七十公里，在郊区，反对党民主发展党(Chadema)的支持者一路开车鸣笛并挥舞着蓝白红三色旗，力图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确实，大多数巴加莫约居民都支持自己的“乡亲”基奎特，而基奎特本人也致力于在最后的任期内，以“大港口”开发计划为心爱的家乡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前景。无论是坦桑尼亚国内的达累斯萨拉姆、坦噶和姆特瓦拉港口，还是肯尼亚的拉姆和蒙巴萨港口，这里都能与它们一较高下，甚至更高一筹。 

距离巴加莫约东南部数公里处，坐落着东非历史最悠久的清真寺，由公元1250年从设拉子（现今的伊朗）来的贸易商人用珊瑚石建成，如今只留下一片遗迹。正是这些商人的贸易活动，第一次将这个海滨地区与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和中国联系起来。

如今的巴加莫约虽然看似宁静，但对于巨大的转变也并不陌生。这座饱经风霜的老城位于坦桑尼亚的普瓦尼（海滨）地区，大约有30,000人口。城内，带有德国、印度和阿拉伯设计灵感的历史建筑与新建成的现代化商业区交相辉映。“斯瓦希里海滨”商业网从索马里中部摩加迪休到坦桑尼亚南部的基尔瓦，绵延超过1000公里。自从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后，巴加莫约还凭借离岸仅四十公里的桑给巴尔岛，成为非洲内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连接纽带。 

Poa Poa（波阿波阿）餐馆已在当地成功经营了四年。对于34岁的老板菲力克斯·尼亚卡塔莱(Felix Nyakatale)来说，巴加莫约就像“一座即将苏醒的鬼镇”。他在坦桑尼亚西北部的乞力马扎罗山地区出生长大，凭着一股闯荡四方的精神来到海滨，在迅速发展的旅游业中发现了商机，开始经营冰沙和披萨，还有当地水产、美味炖菜和ugali（乌伽黎，软稠的热玉米粥）。高瘦英俊的尼亚卡塔莱谈起他开办餐馆的决定，柔和的语调中充满了自信。“没有什么地方能与这里相比。人们来我这里寻找音乐和朋友。”

这里是一栋翻修过的传统斯瓦希里二层小楼，尼亚卡塔莱住在明亮通风的楼上，波阿波阿餐馆就开在一楼，也是商业头脑、风险和社会变迁的见证和代表。“大家都喜欢来这里。”尼亚卡塔莱自豪地说，“有本地人、常客和侨居的外国人，还有刚刚抵达的游客，体现了一种很好的交融。我们的生意一直都很忙碌。” 对他来说，开发计划带来了希望。“按照巴加莫约的发展速度来看，餐馆肯定会生意兴隆。我们甚至已经建好了全新的厨房。来看看吧。”

老海关大楼最初由桑给巴尔的阿曼苏丹建造，后来在1884年被德军占用，并将巴加莫约作为德军在东非的指挥部。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开发，前提是要有明确的规划。”巴加莫约导游协会的阿卜杜拉·尤里文古(Abdallah Ulimwengu)如是说。

巴加莫约是坦桑尼亚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itrean Sea)之前，这是一部在中国、印度、东非和阿拉伯地区之间的航行指南，由一位无名的希腊航海家在公元一世纪编著。早在公元600-800年间，使用班图语的扎拉姆(Zaramu)、兹古阿(Zigua)、多伊(Doe)和科威热(Kwere)部落就生活在这里，由此发展成了后来被探险者称为“阿扎尼亚”的内陆地区。他们以打渔、狩猎和采集为生，直到1250年，来自波斯设拉子（现今的伊朗）的族群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设拉子人”被这里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产所吸引，在巴加莫约东南几公里处建立一个港口和定居地，也就是今天的考勒。

巴加莫约导游协会的执行秘书阿卜杜拉·尤里文古说，如今的考勒已是一片废墟，在阴暗的红树林中只有蚊蝇纷飞和蟋蟀低鸣，但依然能勾起人们对重要历史时刻的回忆。他漫步在荒废已久的清真寺的断瓦残垣间，凝望远方，眼神中写满了巴加莫约纷繁而沧桑的历史。 

他说，虽然伊斯兰教在东非正式出现要追溯到七世纪时的埃塞俄比亚，但设拉子人很可能是第一批来到这片中南部海滨地区的穆斯林。他们在此用粗糙的珊瑚岩建造了这片地区的第一座清真寺，并在石头上雕刻了字迹潦草的阿拉伯文字。考勒商人带着中国的瓷器、珠宝和家用器皿到达这里，并接着出口象牙、犀牛角、动物毛皮、龟壳、玻璃珠、匕首、碗钵和其他珍宝，目的地通常是向南300公里、位于季风南部边缘的斯瓦希里城邦基尔瓦，而正是依靠这每年往复的季风，印度洋的航运贸易才得以蓬勃发展。以设拉子统治者阿里·本·哈桑(Ali ibn Al-Hassan)名义铸造的基尔瓦铜币，反映了当初这些沿海岸贸易的繁荣程度。尤里文古微笑着指出，考勒这个名字本身来自班图语chite kalole mwaarabu vitandile，大意是“我们去看看阿拉伯人在干什么”。 

基尔瓦作为一个贸易中心，一直兴旺发展到十六世纪初叶。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在前往印度的途中，于1498年到达了斯瓦希里海岸；而继他之后，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据称在1505年到达基尔瓦，并将这里洗劫一空。此后不久，葡萄牙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考勒，开始了长达150年臭名昭彰的残酷统治。

镇上的旧奴隶市场已变成了巴加莫约艺术市场，由巴加莫约艺术文化学院(Bagamoyo Institute of Arts and Culture)周边的城镇艺术家群体提供支持，他们帮助坦桑尼亚人学习绘画、雕塑、戏剧、舞蹈和鼓乐。

1698年，阿曼苏丹赛义夫·本·苏尔坦(Saif bin Sultan)在肯尼亚蒙巴萨的耶稣堡发起战争并一举获胜，收复了海滨地区。不久之后，阿曼掌控了大部分斯瓦希里海岸，包括桑给巴尔岛。为了拿下考勒，苏丹率领来自斯瓦希里北海岸的波斯舒穆威定居者，并雇佣了来自巴基斯坦的游牧俾路支族雇佣兵。考勒稳定了下来，但并没有持续多久。

据尤里文古说，一场“无法控制的红树林入侵”导致考勒逐渐走向灭亡。年过不惑的他，在过去15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开巴加莫约的历史之谜。他来自坦桑尼亚的基戈马，在南非生活了多年以后来到巴加莫约，他说自己立刻被这里尘封的故事所吸引了。 

“别人都说是因为附近的邓迪镇发展起来，才使得原本作为中心港口的考勒风光不再，但我认为原因是红树林。”他指着旁边的沼泽湿地说，“船只不可能停靠到这样的岸边。” 在后来的200年里，随着王朝更迭，多位阿曼苏丹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考勒也日渐萧条，被人遗忘。

从艺术品店的当地绘画中可以看出，旅行这一主题在巴加莫约的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是向东跨入印度洋和向西进出非洲大陆的门户地带，就连地名的本意都颇具诗意——“卸下”和“放下”心灵的重担。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身为苏丹的赛义夫·本·苏尔坦将他的宫廷从阿曼的马斯喀特迁至桑给巴尔的石头城。他在1856年去世后，他的儿子马吉德·本·苏尔坦(Majid bin Sultan)继续统治桑给巴尔，并由此监管以巴加莫约作为进出非洲内陆门户而开展的奴隶与象牙贸易。在十九世纪中叶和随后几年间，每年通过巴加莫约交易的奴隶估计有20,000至50,000名（还有大量象牙，其中大部分由俘虏携带）。有少数奴隶留下来服侍巴加莫约的精英阶层，而绝大部分奴隶都首先被送往桑给巴尔，在那里的丁香或甘蔗种植地劳作，或者作为家仆；其他很多奴隶则被送到更远的中东和印度次大陆。

到这时，港口已经从考勒变为现在所称的mji mkongwe（“旧城区”）。如今在这里沿海岸线贯穿三个社区的鹅卵石路两旁，仍排列着新旧不一的阿拉伯、德国和印度风格的建筑。路边，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坐在摩托车上聊天，等待着要乘车的主顾。而尤里文古对于路上的每一座老旧建筑都了如指掌。

菲力克斯·尼亚卡塔莱坐在他开办了4年的Poa Poa（波阿波阿）餐馆外，憧憬着港口相关建设带来的美好前景。“我坚信巴加莫约是一个发展势头很好的城市。”他说。

“大多数巴加莫约年轻人都对这里的历史一无所知。”他说。在街对面另一条洒满阳光、尘土飞扬的路上，尤里文古指点了几位当地艺术家，正是他们将原为奴隶市场的木质凉亭，改造成了展出绘画、雕塑和木刻的室外画廊。他说，这座画廊表现了巴加莫约年轻艺术家加入更大世界经济圈的共同意愿，而历史的声音似乎也仍在街头巷尾回响。

1845年，英国人驶入了印度洋。全球废奴运动禁止了印度洋奴隶贸易，并于1873年在桑给巴尔正式废除。成百上千的奴隶得到解放，与家人易地而居，寻找工作并尝试接受可能得到的教育。法国和英国天主教传教士分别于1860年和1868年在桑给巴尔和巴加莫约开办了学校。苏丹和当地酋长对于这些传教活动一般都表示欢迎，一些历史学家将此视为战略妥协与宗教宽容的结合。

1884年，德国获得了坦桑尼亚内陆（后来称为坦噶尼喀）的行政管辖权，在巴加莫约建立了殖民地首府，由此对阿曼在桑给巴尔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德国人的统治带来了征税，因而就产生了反抗：1889年，布希里·本·萨勒姆·哈特(Bushiri bin Saleim al Harth)在巴加莫约海岸领导了一场起义，但是最终失败了，史称布希里之战。 

虽然巴加莫约已成为最重要的港口和德属东非的首府，但德国人还是在1891年作出决定，将港口南迁至达累斯萨拉姆，同时将行政总部保留在巴加莫约。有些人说是因为达累斯萨拉姆可以容纳更大的船只，但尤里文古表示，这一举措还因为布希里从巴加莫约北部潘加尼地区发起的起义让德国人心生畏惧，相比之下，靠近南部的达累斯萨拉姆在政权维护上更加安全。

在德国的统治下，巴加莫约居民继续以农耕、捕鱼和建造三角帆船为生，居住在彼此相连的海边村庄里，也就是现在的巴加莫约大区。在对岸的桑给巴尔，仍作为统治者的阿曼苏丹与德方达成协议，将苏丹的统治范围沿巴加莫约海岸再向内陆扩展16公里。 

顶图：1897年的德国殖民地行政总部，在修缮期间建起围栏，游客止步。  中图：“古堡”是镇上现存的最古老建筑，建于1860年，原本是一处私家宅邸，后来在1870年被桑给巴尔的苏丹巴加什·本·赛义德(Barghash ibn Said)占领并构筑了防御工事。20年后，德国人将古堡作为军营使用；再后来，英国人在此设立警务哨所；如今这里是镇上的文物部门。上图：建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戈贡尼清真寺，是当地历史最悠久的在用清真寺，可以看到标志性的六角塔楼。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巴加莫约再次面临改变，这次的统治者是英国。街道名称变了。新的公路和铁路修建起来。43年后的1961年，坦噶尼喀就脱离英国统治独立进行了谈判，并在1964年加入桑给巴尔，两地共用一个名称：“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被人民深情地称为mwalimu（导师），他在担任总统的早期就前往巴加莫约，宣传民族自决和Ujamaa（乌贾马——塑造坦桑尼亚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之后，在巴加莫约镇与旧考勒之间的街道上成立了一个培训中心，面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的士兵，他们的目标是将坦桑尼亚的南部邻邦莫桑比克从葡萄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如今，坦桑尼亚独立已有51年，巴加莫约居民再次面临可能到来的一场巨变。去年，总统基奎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合作，批准了16个开发项目，总额达8亿美元。按照2013年3月签署的30年协议框架，这些项目将凭借东非有史以来最大的港口、国际机场和工业园区，彻底改变巴加莫约的经济面貌、海岸线乃至生态系统。

因为尚未开始破土动工，巴加莫约居民除了通过《公民》(The Citizen)新闻或口口相传之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规划的存在。但是，当地领导人已听取汇报，社区组织者已举行过会议，一些即将收购的房产也已完成了补偿评估。据总统办公室称，港口建设将于7月1日开工。 

大港口计划让人们在兴奋的同时也不免焦虑。总部在肯尼亚的开发财团东非贸易商标组织(Trademark East Africa)表示，要将“地区贸易的天平倾向有利于坦桑尼亚的一边”。但是作为巴加莫约的居民，比如人到中年的社区组织者安东尼·乔治·尼扬加(Anthony George Nyanga)，下班后坐在塑料椅上休息，畅饮冰镇橙味芬达汽水，坦言说担心港口建设会降低当地民众需求的重要性。“我们的年轻人：我们需要为他们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给他们更多机会。我们的教育系统面临严峻的挑战。要想成功，独善其身是不够的，还要带动社区一起进步。” 但波阿波阿餐馆的菲力克斯·尼亚卡塔莱则持另一种态度。“我坚信巴加莫约是一个发展势头很好的城市。”他说，“我要考虑的是如何不断招揽顾客上门。”

这扇木门上雕刻的玫瑰花结和阿拉伯式花饰，与阿拉伯半岛流向印度的无数其他图案非常相似，生动展现了印度洋贸易的风格。

这可能并不困难：按巴加莫约港口的最大规划估算，其长度近五公里，向内陆延伸1.5公里，每年能处理超过两千万个集装箱。（作为对比，达累斯萨拉姆目前的年处理量为50万至80万个；坦噶和姆特瓦拉则更少。） 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大港口不仅有利于坦桑尼亚“对中国的出口航运”，而且有利于从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进口所需矿产，以及来自马拉维和布隆迪的出口贸易。

就货物、服务和人力资源的预期流量而言，巴加莫约居民要努力弄清如此范围和规模的意义。巴加莫约镇是普瓦尼地区巴加莫约区下属十六个行政区的一部分，总人口仅有三十五万。特里·普雷斯(Terri Place)是一位语调轻柔、神情严肃的美国人，她在巴加莫约镇居住了二十年，是一所学校兼孤儿院“猴面包树之家”(Baobab Home)的负责人，她说自己的脑海里充满了疑问。关于当地竞争的问题，比如近期一个生物燃料项目发生了一些事情，引发了当地农民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纠纷。“私人合伙经营会不会给中国过多的自主权？” 她若有所思地说。“中国会不会像在巴基斯坦一样，可能使用一部分海滨地区作为军事基地？” （虽然这一传言已被中国官方坚决否认，但在当地居民的脑海中仍然挥之不去。） 她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所有人都想知道新的大港口到底会建在哪？

巴加莫约文物部门的首席环保主义者贝内迪克托·加卡迪(Benedicto Jagadi)强调了这样一句格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虽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最近发布的巴加莫约经济特区总体规划中还是出现了大港口，从姆林戈蒂尼到姆贝加尼横跨约五公里的海岸线，影响范围至少包含其间的六个小渔村和农村。这些村庄以及潘德、孔德和津加已经接受了调查和评估。姆林戈蒂尼是个不到两千人的小村落。40岁的渔夫拉杰卜·拉杰卜(Rajab Rajab)已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他坐在一条破旧的木凳上，用脚趾抠着沙子。他说，这里的村民每天都在猜测村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姆林戈蒂尼与姆贝加尼之间的海域叫做沃索湾，这里的海滨居民们数百年来掌握了娴熟的造船和捕鱼技艺。他说，新港口可能要占据姆林戈蒂尼至少一半的土地，这里的每个人与沃索湾之间的关系都将因此而改变。

他说，这也可能带来机会。他和巴加莫约区自治会就“旨在加强扶贫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项目进行合作，希望通过研究和潜水“与旅游行业合作来了解海洋生物”，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拉杰卜对沙路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热情地打招呼，对于自己与海洋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风俗和传统，他都倍感自豪。他知道，港口要让大型船舶停靠，就必须大举挖掘，这样会搅起海底的泥沙，导致珊瑚窒息。鉴于目前一些不好的做法（例如用炸药捕鱼）以及总体污染情况，拉杰卜清楚地知道，大港口带来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破坏人、土地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我们的领导人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我们作为社区代表商讨了这件事，但是仍然没有定论。”他说。

在姆林戈蒂尼以北几公里，政府调查人员已经评估了姆贝加尼和潘德的各村庄，38岁的渔夫哈桑·阿拉维(Hassan Alawi)在炎热的正午悠然自得地赤脚散步。他说，自己不起眼的房子和几棵果树已经接受了两次评估，一次是2011年由经济加工区管理局开展，另一次则是去年3月由主办大港口项目的坦桑尼亚港口管理局进行。阿拉维和他村子里大约七百位村民说，坦桑尼亚港口管理局告诉他们搬迁即将开始，而且会有高额补偿：每公顷至少1,000万先令（约合6,000美元），房屋和果树额外另算。阿拉维相信这些变化会给这个萧条的地区带来就业机会。他希望“我们全村可以像一个大家庭那样一起搬迁”。

另外，坦桑尼亚渔业发展学院(Colleg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Fisheries)也即将搬迁，因为它正处在规划中的大港口主体位置。该学院建于1966年，现在是坦桑尼亚的政府官方机构，负责渔业相关的所有教育和培训。业务支持主任阿卜杜拉希·卡莫塔(Abdillahi Kamota)说，学院已经做好了搬迁准备，而且他迫切希望看到确定的设计规划。卡莫塔希望港口能为学院的400位学生提供工作，而且希望建造配备先进诱鱼设备的“大型鱼漂”，他认为这将提高当地在地区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卡莫塔称自己“不畏惧变化”。他坚信，如果必须要搬迁，那也是搬到“更好的设施”去。

在巴加莫约南部，位于大港口施工选址地5公里海岸线边缘的姆林戈蒂尼村，孩子们正在玩耍。新建的公寓已经体现出这一地区的发展，见右下图。

上图：姆林戈蒂尼的一栋房屋。根据巴加莫约城市规划部门的布告牌，来自4个村庄多达321位居民已经获得了搬迁补偿（数额保密）。

确实，根据巴加莫约城市规划部门的布告牌，来自4个村庄多达321位居民已经获得了搬迁补偿（数额保密）。在巴加莫约新区的热门餐馆Dee’s（迪斯），隔着大堆盛放米饭和炖肉的餐盘，历史学家阿卜杜拉·尤里文古坚称，“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开发，前提是要有明确的规划。” 尽管如此，他也担心对文化遗址、历史建筑和多样化生态系统的保护。“我们不能拒绝建设工厂和港口，因为我们需要就业机会。”他解释道，并且补充说应该执行某些法律（例如《1979 年文物法》）。 

作为尤里文古的同事，巴加莫约文物部门（隶属于自然资源和旅游部）的首席环保主义者贝内迪克托·加卡迪强调了这样一句格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坐在“古堡”中的狭小办公室里，眺望着旧城区的主干道，拿出参考书来讲解起坦桑尼亚的法律。加卡迪指着具体的条款解释说，法律将1860年之前建造的任何建筑，以及1860年之后建造但仍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定义为“历史建筑”。因此加卡迪坚信，像考勒遗址和旧城区这样的保护区将不会受到影响。至于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确定了。 

身为长老和社区领导的哈提卜·巴卡里(Hatibu Bakari)1925年出生于巴加莫约，他依然记得过去与朋友共度的时光，这位朋友名叫穆罕默德·伊萨·米托索(Mohammed Issa Mitoso)，出生于1939年，居住在拉米亚伊斯兰教学校(Rammiyya School for Islamic Studies)附近称为“拉米亚B”的社区。中午时分，在巴卡里的家，一座传统斯瓦希里风格平房中幽暗的小客厅里，两人坐在褪色的红天鹅绒椅子上。屋外，他的妻子驱走一只咯咯叫的鸡，将塑料浴盆里的水倒向一片炙热的阳光中。屋内，巴卡里和米托索回忆起在他们看来充满和平、尊敬和信任的时光。巴卡里回想当年，“家家夜不闭户，孩子们仍对家长心存敬畏”。米托索也表示赞同。“这里都没人说‘请’的，只会说‘马上给我’。”米托索心中乡愁萦系的那个巴加莫约，更符合斯瓦希里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包括ustarabu（礼仪）、ukarimu（好客）、upole（友善）、samehe（宽容）和subira（耐心）。“改变是需要很大耐心的，”米托索说，“而巴加莫约发生的改变实在太快了。”

阿布·朱玛(Abu Juma)是一位音乐人，同时也卖鼓，巴加莫约本地音乐人和观光客都是他的主顾。特里·普雷斯和凯托·姆旺度(Caito Mwandu)与他们在“猴面包树之家”照顾的10个孩子一起在镜头前摆姿势，他们还为一些家庭和儿童开办健康组织。

巴加莫约的年轻一代讲述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故事。很多年轻人迫切追求改变，将就业问题视为他们这一代面临的头号难题。18岁的沙菲(Shafee)依靠开bajaj（巴贾杰，一种廉价的带篷三轮摩托车）为生。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会用友善的微笑接客上车，而且随叫随到，但这样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在巴加莫约复杂的地形上奔波了一年多以后，他对因为四处开挖而崎岖不平的道路了如指掌。“我来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说，没有什么方法凑出上学的钱，更没有机会或者关系能找到工作。“教我英语吧。”他说，“我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和乘客更好地交谈。” 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学生，在背包里放了一本用来记英语单词的笔记本。沙菲承认，他对大港口所知甚少，他只希望“找到自己的人生”，赚到体面的收入让家人感到自豪。

近几年搬到巴加莫约的其他坦桑尼亚年轻人，都寄希望在港口和铁路建设中找到工作，另外随着商业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配套的新餐馆和酒店也是机遇所在。艾玛·米哈约(Emma Mihayo)是巴加莫约城市规划办公室的一位规划师。在狭小办公室里堆满公文的办公桌后面，她告诉我们有成百上千的新居民（大部分来自达累斯萨拉姆、桑给巴尔和坦噶）赤手空拳来到这里，驻扎在巴加莫约广阔的野生森林和农田。她说，自己和两位同事每天都会接到关于即将搬迁的问询。反应最热切的是生活贫苦的人，她又补充说，目前仍未确定村民具体搬迁到哪里，也不确定是全村整体搬迁还是根据土地可用情况分散搬迁。

特里·普雷斯和凯托·姆旺度(Caito Mwandu)与他们在“猴面包树之家”照顾的10个孩子一起在镜头前摆姿势，他们还为一些家庭和儿童开办健康组织。

无论是传统的捕鱼和农耕，还是种植椰子、木薯或香蕉，都越来越无法吸引当地的大量年轻人群体了。顶图是拉居布·威瓦伊(Rajubu Vwai)，一名在姆林戈蒂尼长大的渔夫和农民，最近报名参加了导游培训。上图是18岁的巴贾杰司机沙菲，他对巴加莫约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了如指掌。“我来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说道，又补充说首先要赚到体面的收入让家人感到自豪。

年轻人也逐渐摈弃捕鱼和农耕以及种植椰子、木薯或香蕉的传统劳动，而选择看起来更有前途的生计，比如在达累斯萨拉姆和桑给巴尔开车或是在旅游酒店、度假村和餐馆工作。 

这让姆林戈蒂尼的拉杰卜非常担心。他表示，“与土地和海洋之间的古老纽带关系是我们的文化根基，而年轻人正在淡忘这一点。” 很多巴加莫约年轻人在抛弃过去的同时也对未来一片迷茫，他们在等待这些即将发生的改变，但拥有的选择似乎又非常有限。

30岁出头的维塔利·麦姆比(Vitali Maembe)是一位激进分子、音乐人和教育工作者，开办了Jua（“太阳”）艺术村，帮助年轻人通过艺术找到自己的心声并与传统联系起来。在一间可以俯瞰农田的出租屋里，年轻人齐聚一堂，学习并演奏现代和传统音乐。每周两三次的练习后，自发组建的乐队一边喝茶吃饼干，一边讨论当今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墙上贴着手写的海报，解释“民主”和“团结”之类的词语。在谈话过程中，他们也会随意地弹奏几下吉他，敲几下鼓点。

民谣吉他手兼歌手麦姆比因为直言不讳的反腐败音乐运动而出名，在这个大选季中，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曾找他帮忙推广选举活动。麦姆比对两方的邀请都断然拒绝。他声明，“我宁愿做一个独立艺术家，用心唱出我的信念。” 

他最热衷的事情是努力让女童进入学校，避免男童混迹街头。通过音乐节、研讨会和面对面的谈话，他成为了巴加莫约利用年轻人能量的突出范例，依靠这种能量，才能让巴加莫约声名远播——不仅作为商业和航运中心，更是艺术和文化中心。他希望凭借巴加莫约艺术文化学院这所坦桑尼亚唯一的表演艺术学院，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巴加莫约。

Jua（“太阳”）艺术村为儿童和青年提供艺术、舞蹈和音乐教育，创办人维塔利·麦姆比会和学生们一起弹吉他和唱歌。作为广受尊敬的音乐人，他以引起坦桑尼亚乃至全球共鸣的音乐，触及了巴加莫约在远方与本地、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历史张力。

日落时分，年轻人在麦姆比的门廊上用歌声抒发心声，远处海面上破旧的三角帆船虽然漂荡不定，却仍然被锈蚀不堪的船锚牢牢维系着。拂晓时，渔夫们披上被太阳晒得褪色、沾满油污的衣衫，将松垮的裤子卷起来，沿着海岸缓步前行。也有年轻人走过，兜售装在塑料旧米袋里的小吃。

放眼远眺地平线，很难想象眼下如此宁静的小镇很快就会一跃步入未来，成为跨越海洋的贸易中心，这是以前任何设拉子、葡萄牙、德国或英国统治者都无法想象的。在巴加莫约准备接受又一次历史变革时，民众的集体焦虑也在印度洋规律的潮汐下烟消云散了。随着基奎特遗留项目逐步落实，居民加入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展望未来，没有人知道在这片历史悠久的海滩上已经放下了多少心结，亦不知道还会卸下多少心灵的重担。   

	阿曼达·李·利希滕斯坦(@travelfarnow; www.travelfarnow.com)是一位诗人、作家和教育工作者。她关于艺术和文化的文章大多数刊载于《Selamta》、《Contrary》、《Mambo》和《Addis Rumble》等杂志上。她目前正在汇总自己关于桑给巴尔的文章，并在埃塞俄比亚南部领导女孩创意写作项目。
	马里耶拉·富勒(mariellafurrer.com)是一位主要在肯尼亚和南非两地活动的摄影记者。她是瑞士和黎巴嫩混血，在南非长大，为各种报纸、杂志、图书、公益组织和企业报道非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新闻。她是今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评委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