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多·达勒·奥特尔/艺术档案馆/艺术资源

鲍勃·戈梅利/时代生活照片/盖蒂图片社

欧洲管弦乐队于1760年首次使用低音鼓和铜钹，比上图晚40年，这幅图描绘了骑在马上演奏的梅赫泰尔乐队。 图上显示的乐队有6支博鲁（小号）、6对zil（铜钹）、8个davul（低音鼓）和3对科斯鼓（定音鼓）。

杰米·斯奎尔/盖蒂图片社

精准的节奏和着令人热血沸腾、心跳加快的音乐，先辈的音乐在远处回响。梅赫泰尔最优秀的继承者是美国军乐队，在足球比赛现场和节日游行队伍中，他们代表本地的骄傲。

法提赫·萨利巴斯/路透社/corbis

欧洲军乐队（例如英国鼓乐队）每年都在皇家军队阅兵仪式(Trooping of the Colour)上演奏，他们采纳了土耳其乐器，却没有采纳土耳其旋律。

军乐队在足球比赛场地演奏时，只要铜钹和低音鼓响起您就能听到它的回响。 在几个世纪里，它一直回响，出现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 摇滚乐队奏出的音乐掀翻整个音乐厅时，它还在回响。 它毫无疑问是梅赫泰尔音乐家（奥斯曼帝国乐队大师）的声音标记，即音乐DNA。

他们的音乐激励过土耳其士兵，安抚过历任苏丹，启发过神秘主义者。 欧洲人起初对他们报以嘲笑，后来就接纳了他们招牌式的撞击声和轰隆声，西方的乐队和管弦乐演奏也发生了变化。

梅赫泰尔（发音meh-tare，源自波斯语“优美”），最初指各类高级仆人。 据说塞尔柱领导人阿拉丁于1289年送给第一任奥斯曼苏丹奥斯曼一世一支mehterhane（即“梅赫泰尔乐队”的前身），乐队每次演奏时，苏丹都会站起来，以表对阿拉丁的敬意。 这个传统已经消失了，但梅赫泰尔乐队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和苏丹本人的标志。 乐队成员是苏丹的kapıkulu（即“家人”），是皇室工作人员中工资最高的。 大约在1600年时，人们将梅赫泰尔一词与苏丹的音乐家联系在一起。

梅赫泰尔音乐家是奥斯曼帝国音乐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299年一直持续到1923年，在中东居于主导地位并在其全盛时期传播到欧洲。 当时还有才艺精湛的宫廷作曲家和演奏家、苏菲音乐大师、教堂和犹太教堂领唱、吟游诗人和乡村乐队。 截至1600年代，土耳其旅行者伊芙利亚·切莱比注意到奥斯曼帝国有40个音乐家、歌唱家和乐器制造商行会。

欧洲人有很多听梅赫泰尔乐队演奏的机会，因为在奥斯曼于1453至1699年征服君士坦丁堡期间（即土耳其战争期间），为了将影响力扩展到东欧，他们总是带着音乐家上战场。 可以想象欧洲人听到刺耳的铜钹和低音鼓一起演奏时的表情，他们之前从未听过这种音乐。

例如，在18世纪初，一位和波兰皇帝奥古斯特二世一起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普鲁士士兵在多年以后回忆说，每天早上他的住处都有梅赫泰尔乐队经过，让他感觉极其不适。 它用它“令人难以置信的闹哄哄的音乐撕裂了我的耳膜”，他说。

毫无疑问，他听到的是高亢的zurnas（一种类似双簧管的乐器）发出的声音，这种乐器用来演奏主旋律，伴之以各种乐器酣畅淋漓的合奏。 小号（即博鲁）主要用来演奏重音。 还有小定音鼓(nekkare)、低音鼓(davul)和铜钹(zil)。 çevgan是一名高个子工作人员，手里拿着挂满铃铛有时还有马尾的大型新月形金属，在演奏时（或两只乐曲之间）发出叮铃声，为音乐平添趣味。 如果经过的是苏丹的乐队，他可能还会听到科斯鼓地动山摇的声音，以及乐师敲打驮在骆驼背上的骆驼皮定音鼓发出的声音。 如果是官方乐队，每一种乐器通常都有7至9名演奏者，音乐声会更响。

《一千零一夜》的法语版翻译者安托万·加朗在1672年和1673年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当时，科斯鼓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四个驮在骆驼背上的timbales[定音鼓]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周围的一切都在颤抖。它不但震惊了我们每一个人，还彻底震动了我们的灵魂。”

即使是土耳其人也觉得这种音乐势不可挡。 “他们发出如此巨大的声响，金星也开始跳舞，天空跟着回响”，切莱比在写到梅赫泰尔时说。 乐队经过时，“他们发出的巨响简直让人抓狂”。

梅赫泰尔乐队最出名的就是在战场上演奏音乐，激励奥斯曼帝国的步兵、禁卫军、精锐部队冲锋陷阵，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帝国的非土耳其属地。 今天，梅赫泰尔音乐家仍是土耳其的民族骄傲，在那里，他们与军乐密不可分。

朱利安·科尔德/盖蒂图片社

这位小游客在伊斯坦布尔听了土耳其军事博物馆的梅赫泰尔演出后，可能会同意那位普鲁士士兵在18世纪初说的话，即抱怨梅赫泰尔乐队“令人难以置信的闹哄哄的音乐撕裂了他的耳膜”。

穆罕默德·萨利科尔是一位玩着摇滚乐和爵士乐长大的土耳其音乐家，对他来说，梅赫泰尔音乐就像“齐柏林飞船、赫比·汉考克的Headhunters和詹姆斯·布朗发出的声音”。 但现在，作为一名专业音乐家和波士顿的音乐教授，萨利科尔在他的梅赫泰尔音乐家一书中声称，这些音乐不只是战争音乐这么简单。

作为官方的国家级乐队，他们要在君士坦丁堡履行职责。 黎明前，他们要唤醒人们起来做祷告，夜晚则在各个城堡、塔楼里表演。 他们要陪同苏丹巡游城市，在他洗漱时给他唱小夜曲。 他们要在各类纪念和庆祝活动上演出，为政府客人演奏。 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和省级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规模较小的梅赫泰尔乐队。

除了军乐，乐队还演奏peşrev和sama‘i，这些庄严的器乐在其它合奏中也很常见。 梅赫泰尔乐队还为前往麦加的朝圣者演奏宗教音乐。

小型的非官方梅赫泰尔乐队会在婚礼上演奏民间音乐。 一首土耳其民歌的歌词说道：“我不在乎发生了什么，只要梅赫泰尔还在演奏，婚礼还在继续”。

苏菲派兄弟会也演奏梅赫泰尔风格的音乐，他们用的是铜钹和kuddum，一种比铜管小号略大的定音鼓。 苏丹塞利姆三世(1796–1808)将他的私人科斯鼓借给伊斯坦布尔的梅夫拉维宗教团体(他也是其中一员）。

萨利科尔指出，欧洲人错误地将梅赫泰尔乐队称为“禁卫军乐队”，他注意到土耳其历史学家从来不这样称呼他们。 他补充说，打仗时，梅赫泰尔乐队成员通常骑着马演奏，但禁卫军却有明文规定不准骑马。 但是，这个名字就这样叫了。

当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舒巴特在18世纪中期听到梅赫泰尔乐队在欧洲的演奏时，他写道，他们的音乐“充满战斗气息，连胆小鬼都会勇往直前”。 他认为这种直白的韵律非常适合军队。 “每一个节拍都是如此强烈，充满阳刚气息，绝对不会有人掉队”，他写道。

迪特尔·海涅曼/westend61 / corbis

奥斯曼帝国于1683年第二次和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时（第一次围困是1529年），陪伴他们的就是梅赫泰尔音乐家。 保罗·瑞考特是一名英国外交官，他亲眼目睹了这次战斗，他写道：“[7月]26日，土耳其打算发动猛烈进攻，为此，他们动员了所有战地乐师，长笛、铜钹和铜管小号齐鸣，吹奏出嘹亮、刺耳的声音，鼓励士兵们奋勇向前。”

根据传说，军队在维也纳吃了败仗后，梅赫泰尔乐队在败退时将乐器扔在战场上，维也纳人因此捡到了低音鼓和铜钹。 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商人和外交官已经访问过伊斯坦布尔，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写了许多关于梅赫泰尔音乐家的文章，掀起了人们对土耳其的热情。 欧洲人穿着土耳其服装参加舞会和游行，戏剧和歌剧中也包括土耳其角色。 维也纳街头的拐角处还有模仿土耳其音乐的街头乐队。

“这个绝佳的例子说明，文化不会以隔离的状态存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保护学院的教授、奥斯曼音乐专家罗伯特·拉巴里博士说。 “即使相互冲突的人也构成了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另一面”。

1699年，土耳其人和欧洲人签署了卡尔洛夫奇条约，结束了土耳其战争并在东欧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为了庆祝，奥斯曼派一支梅赫泰尔乐队前往维也纳表演。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派到西方首都任职的奥斯曼大使赴任时都带着梅赫泰尔乐队。

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土耳其文化热潮，被称为Turquerie，即土耳其风。 许多歌剧都包括土耳其场景。 欧洲人用土耳其烟斗抽土耳其烟草，喝土耳其咖啡，还穿土耳其长袍。 土耳其人物和穿插情节出现在本来毫无关系的芭蕾舞剧和戏剧中。 贵族请人绘制他们穿着土耳其服装的肖像，用土耳其图案装饰他们的私人房间，还迫不及待地阅读翻译版《一千零一夜》（它本来并不是土耳其作品）。

起初，他们模仿梅赫泰尔音乐是为了讽刺土耳其、中东和东方，拉巴里说。 但在几十年时间里，梅赫泰尔打击乐最终被欧洲吸收，并帮助改变了西方的军乐队和管弦乐队。

最先采纳梅赫泰尔打击乐元素的是军乐队。 1720年，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将整个梅赫泰尔乐队作为礼物送给波兰的奥古斯都二世，此后，波兰军队采纳了土耳其乐队风格。 俄罗斯的安娜女皇也不甘落后，她于1725年从土耳其取得了自己的梅赫泰尔乐队。1739年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俄罗斯-土耳其条约时，她还让该乐队去伴奏。奥地利和法国随后也采纳了土耳其的军乐风格。 到18世纪晚期，欧洲的多数军乐队都配备了低音鼓和铜钹。 尽管欧洲乐队喜欢土耳其打击乐，他们却从未采纳土耳其旋律。

欧洲乐队还采纳了梅赫泰尔乐队的çevgan，即乐队铃手。 英国人将其称为“jingling johnnies”，德国人则称其为schellenbäume，即音树。 它们后来成为军队一个团或单位的象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存在于欧洲的某些乐队中。 实际上，德国的乐队现在还在用音树。

起初，欧洲人要为这些乐队引入土耳其音乐家，并派本国的音乐家前往土耳其学习。 后来，他们转而使用黑人音乐家，让他们穿上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服装表演。

国军乐队采纳的当然是欧洲的乐队传统。 随着军乐队进入民间和学校领域，传承自梅赫泰尔音乐家的刺耳的铜钹和低音鼓也开始进入城镇的游行队伍和足球比赛场地。

梅赫泰尔音乐还在歌剧中占了一席之地。 作曲家写了许多含土耳其主题和场景的歌剧，包括模仿梅赫泰尔的音乐。 尼古拉斯·施特隆克是第一个在歌剧中使用土耳其铜钹的作曲家，即1680年的以斯帖。 但直到18世纪60年代欧洲的军乐队才采纳土耳其打击乐，土耳其风席卷欧洲，公开将所谓的禁卫军乐队音乐搬上音乐艺术舞台。

穆罕默德·萨利科尔友情提供

官方乐队不只是在战场上演奏： 在特殊场合中，他们宣布祈祷开始，随同苏丹巡游城市以及为政府客人表演。 其他乐队，例如上图所示乐队，则为朝圣者或其它宗教活动演奏宗教音乐。 下图： 科斯鼓能发出雷鸣般的声音，通常成对装在骆驼背上。

约翰·韦斯顿

在克里斯托弗·W·格鲁克1760年的歌剧Le Cadi Dupé中，低音鼓和铜钹首次共同出现。 著名土耳其歌剧后宫诱逃(The Abduction From the Seraglio)的作曲者莫扎特在序曲和“3月的禁卫军”中加上了梅赫泰尔元素。 创作这部作品时，他写道：“你无法想象在歌剧中安排军乐队的难度，不但要符合管乐器的特点，还不能影响音乐效果。”

欧洲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也开始创作一种名为alla turca（土耳其风格）的旋律，表达他们对土耳其音乐的理解。 Alla turca音乐包含富有装饰意味的优美旋律，例如装饰音和“跳跃的三度”平稳的催眠节奏（包括行军节奏“左、左、左右左”）、重复的旋律以及在大调和小调之间频繁转换。 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的音乐中都有Alla turca。

在土耳其热达到最高潮时期，钢琴制造商为钢琴做了一个名为“禁卫军”或“土耳其”的踏板，模仿低音鼓、铜钹、钟和摇铃的声音。 钢琴家很喜欢用它来演奏莫扎特的Rondo Alla Turca（土耳其进行曲），这是莫扎特最有名的钢琴曲之一。

在贝多芬于1824年创作他著名的第九交响曲时，曾经被认为是土耳其舶来品的打击乐元素已经融入到西方的古典音乐中。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包括alla marcia（进行曲）章节，又名“土耳其”进行曲，这段乐章包括男高音独唱和男声合唱，配以铜钹和三角铁演奏出一段军乐风格的打击乐。鲍登学院的音乐教授、18世纪音乐专家玛丽·亨特博士评论说，很难说贝多芬暗示的是土耳其音乐还是一般的军乐。

不过，只要听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能明白梅赫泰尔打击乐是如何天衣无缝地融入西方管弦乐的。 这部交响乐的结尾是一连串洪亮的钹音。

管欧洲的乐队和管弦乐队采纳了梅赫泰尔打击乐，梅赫泰尔乐队本身却在消失。 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解散了禁卫军步兵团和梅赫泰尔乐队，聘请意大利乐队领袖居塞比·多尼采蒂取代他们。 他按西方风格重新组建了军乐队，放弃了传统的梅赫泰尔打击乐，改用西方的进行曲，当然，这类进行曲也源自梅赫泰尔。 “这样一来，离开土耳其，以东方舶来品身份进入西方的音乐元素又以西方音乐元素的身份重新回到了东方的土耳其”，拉巴里解释说。

梅赫泰尔乐队已经消失了，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制钹厂还在生产。 他们开始为欧洲和美洲的新市场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家公司尤其充分利用了这种时代变化。

17世纪初期是梅赫泰尔乐队的全盛时期，当时，苏丹的宫廷里生活、工作着一位名为艾维迪斯的亚美尼亚-土耳其金工。 根据家族传说，他还是一位炼金术士。 他发现一种配方，能使铜钹更强韧、更薄，苏丹因此赐予他zildji（即“制钹人”）之名，奖励他80个金币，并命令他为梅赫泰尔乐队制作铜钹。 1623年，继任苏丹解除了他为政府服务的义务。 艾维迪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继续为梅赫泰尔乐队以及亚美尼亚和希腊教堂制作铜钹。 他将使铜钹又轻又薄的秘诀传给了长子，开创了这项家族传统。

梅赫泰尔乐队被关闭后，萧特知音公司开始为西方的进行曲乐队和管弦乐队制作铜钹，满足他们的需求。 艾维迪斯·萧特知音二世造了一艘帆船并航行到欧洲，在国际展会上展示公司的产品。 他的铜钹曾在各地获奖，包括巴黎、伦敦、维也纳、博洛尼亚甚至芝加哥。

上图： 萧特知音公司友情提供， 下图： 汤姆·凯茨/萧特知音公司

上图： 艾维迪斯·萧特知音站在工厂门口，这家工厂于1929年从其诞生地土耳其搬到波士顿，成了他家族企业的总部。 正是在土耳其，第一代艾维迪斯于17世纪初成了zildji（制钹人），为苏丹的梅赫泰尔乐队制钹。 上图： 克雷吉和黛比·萧特知音是萧特知音公司的第14代经营者，该公司现仍位于波士顿南部，占全球铜钹市场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奥斯曼帝国结束时，公司的所有者阿拉姆·萧特知音决定将制钹秘诀传给下一代。 1929年，他探访了已经搬到麻省并经营一家糖果厂的侄子艾维迪斯三世。 他们在波士顿南部的昆西（靠近大海处）设立了制钹工厂，这个位置很理想，因为制钹流程包括将新铸的铜浸入冷水中。

1929年可不是在美国开公司的好时候，那时，大萧条的阴影正逼近美国。 但萧特知音很幸运。 他们选的经营时机正好，爵士乐和摇摆舞刚开始普及。 艾维迪斯三世的祖先曾努力满足梅赫泰尔音乐家和后来的进行曲乐队及管弦乐队的需求，他也一样，努力满足爵士乐鼓手的需求。 他问他们需要什么，并让萧特知音公司制作相关产品。 后来，公司开始制作大钹，满足大乐队时代的需求。 1964年，披头士乐队出现在埃德·沙利文秀中，林戈·斯塔尔用的就是萧特知音公司的铜钹，公司的铜钹一度脱销，缺货量达到90,000个。

今天，萧特知音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制钹公司，占有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它还是美国最古老的家族经营企业，现任首席执行官是第14代萧特知音人，名叫克雷吉·萧特知音。

2011年，萧特知音引入两大创新型乐器产品，按管理层孙子女的辈分命名为第16代(Gen16)。 公司将其传奇般的库藏中的铜钹声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推出了新式的电音铜钹，可以演奏更低的声音，提供了更多声音选项。 “我父亲一直认为我们必须跟上音乐潮流，第16代帮我们实现了这个目的”，克雷吉·萧特知音说。

与此同时，梅赫泰尔重新出现在土耳其。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事博物馆定时上演梅赫泰尔音乐会，供游客欣赏，演奏的音乐家都穿着传统服饰，但曲目多半是现代的军队进行曲。 土耳其还没有想到要探索最初的梅赫泰尔打击乐，而波士顿已经这样做了。

000年时，穆罕默德·萨利科尔还是波士顿新英国兰音乐保护学院的研究生，在和朋友玩“冒险”游戏时，他播放了一些从网上下载的梅赫泰尔音乐给自己提神。 “电脑开始循环播放这种音乐”，他回忆说。 “我试图了解它，因此收听得更多，收听得越多，就越入迷。 我上床时脑海里还是zurna和低音鼓的声音…，我无法入睡”。

这次接触梅赫泰尔音乐导致萨利科尔开始认真研究传统土耳其音乐。 他开始学习演奏乐器，包括zurna，他还组建了Dünya这个非营利乐队（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腊语中，Dünya的意思是“世界”），该乐队演奏的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和之后的土耳其音乐。 Dünya的一个项目是萨利科尔所说的“学者型”梅赫泰尔乐队，即新英格兰梅赫泰尔鼓乐队(New England Drum and Winds Mehterhane)。 这是世界上唯一演奏1826年以前的曲目的梅赫泰尔乐队。

“我开始进一步挖掘一般意义上的奥斯曼文化，很快我就发现，在土耳其，梅赫泰尔曲目被相对较新的音乐主导”，萨利科尔回忆说。 “我发现这很有讽刺意味，数百万土耳其人认为这些受到西方影响的进行曲至少已经有一千年了。”

朱利安·科尔德/盖蒂图片社

尽管人数比过去的皇家奥斯曼梅赫泰尔乐队少很多，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梅赫泰尔鼓乐队(New England Drum and Winds Mehterhane)也许是当今唯一演奏1826年之前的梅赫泰尔音乐的乐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在1826年，土耳其梅赫泰尔音乐被受它启发的西方进行曲全面吞噬。

萨利科尔希望有朝一日，他的书、Dünya和他的梅赫泰尔乐队能让人们意识到梅赫泰尔传统音乐的全部价值。 Dünya的最新专辑：A Story of the City: Constantinople, Istanbul（城市的故事：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于2011年获得格莱美奖提名。这张专辑包括各类奥斯曼音乐，其中还有梅赫泰尔的战场音乐“Çengi Harbi”，即“Cymbals of War（铜钹战争曲）。”

“我热爱梅赫泰尔音乐。 我热爱这种音乐蕴含的力量”，萨利科尔说，他下决心要将故乡的音乐传统传播到世界各地。 “我对梅赫泰尔的挖掘越多，就越欣赏都市化的奥斯曼社会的多样性和它的音乐。”

凯·哈代·康贝尔 (www.kayhardycampbell.com)住在波士顿附近，她会演奏‘ud还帮助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指导一年一度的阿拉伯音乐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