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拥有近2百万人，是该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购物中心、餐馆和Bukit Bintang“星光大道”上的画廊构成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 许多都是过去十年新修的。 “马来西亚的艺术家真是遇上了好时候”，43岁的女作家、摄影师、演员贝妮丝•卓利说。

伴随着音乐节奏，这个国家的脉搏也在有力地跳动。 在一部摄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嘻哈风视频短片中，茶叶店里的中国人和马来人，清真寺里的马来人，珠宝店里的泰米尔人，市场、学校、摩天大楼还有公园里形形色色的各民族人群，都在敦促大家： Undilah—马来语，意思是“投票”。 嘻哈、好记和无党派，这部短片明确体现了吉隆坡的多样性和乐观精神，目的是给马来西亚大选造势：按宪法规定，选举将在2013年6月27日举行。

短片出现的人物里，有一位是32岁的国会议员努鲁•依莎•安瓦尔，业余吉他手和电台迷，作为前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的女儿，她成功地利用家庭关系，进入了包容和平等机会的平台。 她住在吉隆坡绿茵掩映的满家乐小区，我来拜访她不是为了谈政治，而是讨论当代艺术和文化现象。

艺术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快速发展，她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的选举结果“使得言论更加自由”，她补充说，而这一切“解放了艺术”。 “Undilah”短片的创作者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制作人皮特•泰奥，他是该国艺术家参与政治的典范，“把我们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闻的高度”，努鲁•依莎感叹道 - 和许多马来人一样，我们通常用名字称呼她。

马来西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于1998年对外开放，是亚洲馆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 和许多马来西亚艺术机构一样，它也是私营的。

在整个马来西亚，特别是首都吉隆坡（简称KL），年轻一代的艺术家、音乐家、作曲家、作家、演员、设计师和电影制片人正在重新定义文化，用惊人的想象力为其重新注入活力。 这种活力显而易见。 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我去了故事片的拍摄现场、看了时装秀、出席了艺术展开幕式、听了交响乐演奏会、欣赏了试验剧团有关河流污染的表演，还在爵士乐俱乐部熬夜观看演出：后来甚至还参加了令人难忘的晚会，萨克斯演奏者兼歌手用优美的旋律向吉隆坡创意和金融界的一百多位来宾致意 - 前后只有短短的13天。

“马来西亚的艺术家真是遇上了好时候”，43岁的女作家、摄影师、演员贝妮丝•卓利说。 “人们乐于发表意见，愿意承担风险，用他们自己的钱实现梦想”。

午餐时间，我在和卓利说话，当时正在拍摄电影“Spilt Gravy on Rice（肉汁溅到米饭上）”，这部电影改编自热门剧本，作者是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演员和喜剧大师吉特•穆拉德。 这部电影的情节围绕一个家族的族长及其子女展开，他们计划在他死后管理他的遗产。 尽管兄弟姐妹之间机智诙谐的对话令人发笑，这部影片实际上讲的是代际冲突，同时还涉及中产阶级成分日渐增加、且已持续54年的议会民主制面临的财富和权力分享问题，以及如何将民族多样性变成力量源泉的问题。

努鲁•依莎•安瓦尔，32岁，利用包容和民族间机会平台当选国会议员。 她说，马来西亚2008年的国家改革“解放了艺术”，“把我们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闻的高度”。

一位穆斯林多数派声称，自1957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后，马来西亚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 40年前，半数马来西亚人生活贫困，人均收入为每年260美元。 今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全国2800万人口中只有4%生活贫困，且人均收入已达到8400美元。 马来西亚的经济得益于该国丰富的油藏和兴旺的制造业，以及（这一点争议较大）热带雨林地区的棕榈油种植园和采伐业。 不过，高科技也在迅速发展： 例如，因特尔向全球输出的电脑芯片绝大部分产自马六甲海峡上的槟城，吉隆坡以北400公里（240英里）处。 乔治城，隶属槟城，因为保存完好的临街店铺（商住楼）、清真寺和殖民建筑于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入选的还有位于首都以南130公里（80英里）处且有600年历史的港口城市马六甲。

最近几十年，就像欣欣向荣的经济，艺术在很大程度也在自我奋斗，其创业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和一小群企业赞助人、小额政府资助、大约50位私人艺术品收藏家的捐赠和创意产业自身的顽强和热情（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过，还有一些资金丰厚的例外情况： 马来西亚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拥有亚洲最丰富的同类馆藏，这是一家私营博物馆，由阿布哈利基金会经营，由发电厂、海港和采矿公司提供资金。 槟城创意城(ThinkCity)的使命是促进艺术、城市改造、环境和文化企业发展，由马来西亚政府投资机构国库控股提供资金。 除了这些和其他一些以外，今天艺术和设计行业的成功者资金很少（通常是私人资金），通常靠的是个人的巨大热诚。

拉曼•科里施纳（现年63岁）的书店名叫银鱼书店，十年前，一位来自日本某所大学的美国教授朋友来书店看他。 “他问我马来西亚作家写的书在哪，我特别尴尬，因为事实是，我只能找出十几本书，我是因为感到羞耻才去做出版商的”，拉曼在吉隆坡孟沙高档小区的小书店里倾诉说。

这并不是拉曼第一次沉溺于他内心堂吉诃德式的不懈追求。 为了生存，他做了25年建筑工程师，“我觉得够了”，他回忆说。 “我告诉我自己，我应该开始实现我的梦想，开一家书店”。 他从自己的积蓄中取出250,000林吉特（约80,000美元）来实现这个计划，1999年，银鱼书店开业。

进军出版业也是一次全凭感觉的赌博。 他在报纸、互联网上宣传，告诉朋友和客户他正计划发行一部短篇小说集。 他在一个月之内收到250份稿件，由于数量较多，发行第一本选集后，他又确定了第二本的入选稿件。 他总共收到500多份稿件。

“我吃惊的发现，备受压抑的作家迫切希望能表达自己”，他宣称。 尽管作者都用英语写作，而且英语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受过良好教育、背景各异人士的通用语，但实际上，英语只是该国继马来语和汉语之外的第三大常用语，拉曼说。

到目前为止，他最畅销的书是蒂娜•萨曼的I Am Muslim（《我是穆斯林》）,这本书用诙谐、怀疑的笔调描述了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按照美国标准，这本书只卖出12,000本，不算很成功，但“在这里，对一本英文书来说，实在是很了不起”，拉曼夸口说。 令他满意的是，他注意到这卷书已经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学的课堂读物。

拉曼•科里施纳是吉隆坡孟沙小区银鱼书店的店主，大约在10年前，他因为“只能指出十几本由马来西亚作家写的书而尴尬不已”，并因此决定进军出版业。 自那以后，他主持出版了大约40本马来西亚作家写的书。

拉曼在出版界工作了10年，主持出版了大约40本短篇小说集、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他认为马来西亚作家的“色盲”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发现，印度、中国和马来作家过去注重刻画完全民族化的角色，但现在，他们开始轻松地跨越民族、种族和宗教障碍。 例如，鲁玛伊萨·阿布·巴卡尔善于讲述马来民族的故事，但现在，他开始以令人信服的手法准确地展现一名中国厨师的追求和挫折。 类似地，警察出身的犯罪小说作家罗萨兰·穆罕默德·努尔则用复杂的故事情节展示吉隆坡社会的各个层面。

“全国的情况大致相同”，拉曼认为。 “人们开始说不，他们不希望按种族或民族来划分。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包容差异， 而是要接受差异”。

文学领域百花齐放的同时，电影和视觉艺术也在发展。 萨鲁尔·阿巴克利在1990年左右开始尝试导电影，但只试了一次就放弃了。 “我才华不够”，他回忆说。 “不过，现在有了新生代，人才很多”，这位52岁的电影制片人兴奋地说，“我们有演员、摄影师、布景设计师、技术人员等全套人马。” 他正和48岁的弟弟萨辛（导演）一起制作“Spilt Gravy on Rice（肉汁溅到米饭上）”。

马来西亚国家画廊的总监优素福·艾哈迈德（艺术品收藏家和前外交官）负责博物馆的双展策略，即同时推出取悦初次来画廊参观的游客的展览和专业展览。

见到萨鲁尔时，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他现在如此推崇的“人才”：这部电影的演职员都来参加阿巴克利家的告别晚会，因为推土机很快就要将这里夷平，兴建共管式公寓。 这处房产周围都是参天大树，还有一个茂盛的花园，它是吉隆坡中心最后一处独户式住宅。 “这部电影的部分情节在这所房子的内外拍摄，以为子孙保存一份记录”，萨辛解释说，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决定出售此地。 “这让人难过，我知道，但这次晚会是我们新奥尔良的激励方式，目的是缅怀家族历史，同时翻开新的一页。”

我在马来西亚国家视觉美术馆巧遇了另一名电影导演优韦·比恩·哈吉·萨里，那里正在展出他8部故事片的布景设计、道具、海报、故事板、影片剪辑和其它材料。 优韦现年57岁，曾在纽约新校学电影，他的作品曾在纽约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上公映。

我们谈话时是2011年7月，那时，他刚完成一部新作，即Almayer’s Folly（《奥尔迈耶的愚蠢》）的电影版，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处女作，写于1895年，讲的是一位荷兰寻宝人1830年代在马来西亚的经历。 我们一起看了10分钟的预告片： 这部影片精美大气，在视觉上与另一部在马来西亚拍摄的电影相呼应，即凯瑟琳·德纳芙的“印度支那”。

优韦拍摄的某个场景描述了一艘在丛林河流上缓缓行驶的木质帆船，拉伯商人和马来人在船上遇到了英国海军军官。 “这一连串镜头真的很复杂”，导演一边笑一边转动眼球回忆说。 “我们新造了一艘船，等到要让这艘庞然大物在河上动起来时，我最后不得不亲自上阵，在河岸上拉纤，你信不信”。

后来，我访问了国家画廊的总监优素福·艾哈迈德，这位艺术品收藏家、前外交官举办了一系列创新型展览，旨在吸引初次来画廊参观的人。 “国家画廊在1958年就已经存在，几乎和这个国家同龄，不过，一年前委任我担任总监时，我失望的发现我的一些朋友居然不知道画廊在哪里”，优素福承认说。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马塔哈提画廊成立于1989年，“纯粹是为了宣传我们自己的作品”，画家巴渝·乌托莫·拉德吉金说，但现在，画廊已经足够兴旺，可以帮助实施艺术家驻留计划，为海外的马来西亚艺术家和马来西亚的其他东南亚艺术家提供资金。

博物馆的总监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以涉及面较广的流行主题为基础的大众娱乐展，例如母亲和儿童、斋月和对上帝的热爱，辅之以更为专业的展出，包括优韦电影专题展这类吸引艺术领域行家的展出。 到目前为止，这种双重策略似乎收到了回报。

“比如以母亲和儿童为主题的展出吸引了许多之前从未到过画廊的人来参观”，优素福骄傲地说。 “这是我们举办过的最吸引人的展览”。

尽管国家画廊可能不像它可以做到（或应该做到）的那样出名，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才： 马来西亚到处都是艺术家和私人画廊。

瓦伦丁·威利是马来西亚（或者说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先锋艺术品经销商之一，他一直在吉隆坡、新加坡、日惹和马尼拉策划画廊活动。 他是婆罗洲猎头族人的重孙子，他的人生轨迹出人意料，至少可以这样说。 威利在伦敦接受教育，后来又在那里从事法律业务，16年前，他回到马来西亚开办了他的第一家画廊。

“刚开始的时候，吉隆坡大概有四家画廊。 现在那里有超过20家画廊出售严肃艺术，而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他嗤道。 “这种增长速度不仅说明买主的财富在成倍增加，也说明他们在不断地成熟”。

马来西亚在贸易上的地位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威利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支持者，他希望将马来西亚变成艺术中心。 “地理位置决定着东南亚”，坐在他孟沙画廊旁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时，他这样对我说。 “你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小片陆地，你无法阻止人们上岸”，他继续说。 “你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为什么还要试呢？ 还不如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拿走我们想要的，扔下其余的。 这一直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欢迎每一个人，我们接受异国的影响并生成我们自己的艺术和文化。”

“现在有了新生代，还有很多人才”，电影制片人萨鲁尔·阿巴克利（左）说，他的最新影片Spilt Gravy on Rice（肉汁溅到米饭上）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用几代人的冲突象征马来西亚文化。 他在工作室里和同是制片人的A.·萨马德·哈桑聊天。

威利表示，马来西亚的美味佳肴能很好地证明他的观点，这些美食将三种风味轻松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令人垂涎欲滴的效果。 “它将清蒸、中国南方菜的独特风味和印度的各类香料与马来西亚富含椰子味的菜式完美结合”，他随口说说就引得我们俩饥肠辘辘。

在离这里几分钟车程的八打灵再也郊区，另一家画廊主人将这种开放措施又推进了一步。 沙丽妮·贾南德拉也曾在英国接受律师训练，后来成了艺术品经销商，她举办了一个系列讲座，邀请艺术、陶瓷、摄影、纺织品和设计领域的国际权威和本地艺术家、博物馆馆长、收藏家及学生分享观点和专业经验。 尽管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产生了积极影响，贾南德拉也承认这种举动有一定的风险。

“马来西亚艺术家面临的问题是不要变成西方的延伸物，不要照搬西方的风格”，她警告说。 威利也有同样的担心。 “这里的艺术家不够自信”，他告诉我，“他们认为自己好不好要由西方社会说了算，而不是质疑评判的标准。”

暗示有足够自信心的艺术家集体，实际上，这些自信心足够他们和其他新兴艺术家分享好运。 回到1989年，五名刚从马拉工艺大学（马来西亚最大的大学）毕业的学生组建了马塔哈提（马来语，意思是“灵魂之眼”）。

“我们组建这个集体纯粹是为了宣传我们自己的作品”，42岁的巴渝·乌托莫·拉德吉金说，此时，学艺术的学生正义务为马塔哈提画廊即将开幕的展出挂画，画廊位于吉隆坡安邦小区繁忙道路旁某印刷厂的楼上，共有两层。 为了补充收入，在大约10年时间里，他们一直为剧院、电影和电视节目画布景，站稳脚跟后，他们决定回报年轻一代，并着手建立泛亚洲艺术网络。

除了出钱支持羽翼未丰的马来西亚艺术家前往日惹和马尼拉，马塔哈提还用画廊的部分收入邀请这些城市的同行来吉隆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交流。 该集体还为马来西亚艺术家提供工作室，将他们介绍给画廊主人和收藏家，并展出他们的作品。 远在巴西和日本的艺术家应邀驻留，与本地画家及雕塑家互动。 该团体还资助相关计划，派遣马来西亚艺术家去学校和学生一起设计合作项目，并向他们介绍当代艺术。

“我认为马来西亚与其说是一个熔炉，不如说是一盘沙拉”，槟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作曲家约翰·奥斯曼说。 “你能分得清芹菜、西红柿还有其它所有配料。 它们不是混在一起的，而是独立的。”

与马塔哈提的逐渐崛起形成对比的是，Ultra的年轻设计师（年龄都在20多岁）算得上一夜成名，在迅速崛起的“道德时尚”设计领域兴风作浪，这种设计强调使用回收材料。 自2009年推出后，Ultra只用了3年时间就拿走了在伦敦举办的2011年道德时尚论坛创新奖，令巴黎的时尚媒体大为赞叹。 尽管在欧洲获得一致好评，他们优雅简约的设计风格完全是马来西亚当地的。

一群崭露头角的时装设计师在MAP（Publika全新的展览和活动举办场所。Publika位于山景小区哈塔马斯，俯瞰吉隆坡，是一座混合用途建筑，里面有公寓、画廊、餐馆、商店和办公室）举办时装秀，在那里，我遇到该公司22岁的首席设计师东古·萨米。 模特们踩着猫步走台，我则努力透过音乐鼓点听清萨米说的话，他邀请我第二天去参观设计工作室，我欣然接受。

原来，Ultra的工作室位于MAP楼下。 我瞥了一眼贴在墙上的草图，“不要看得太认真，那是我们下一个系列的设计”，Ultra的联合创始人阿妮塔·霍金斯开玩笑地告诫我说。 “这些东西可是秘密。” 但这间低调的设计室太小了—四五名设计师俯身在桌上忙碌，整个空间大概只有小学教室那么大—我根本无法回避这些草图。 它们实际上挂满了整个墙面。

“摸摸这个”，26岁的霍金斯让我捏捏衣架上挂的一件白色带帽裙装（衣架上挂着裙子、大衣和外套）。 手感就像丝绒一样。 “我敢打赌你一定猜不出这件衣服的面料是用木浆做的”，她逗我说，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 她完全正确。 猜不到，我坦白，我完全想不到是木浆。

这件怎么样，她问道，手里举着一件别致的黑色礼服。 “这件用的是回收的塑料瓶盖”，她宣布说，同时品味着我的惊讶。 但为什么质地那么像羊毛，我大声质疑道。 “那也是我们的秘密”，她回答说。

Ultra和其它道德时尚标签背后的理念都是要反击一次性消费文化，并证明用回收的可持续材料也可以产生引人注目的风格。 “我们希望人们能更了解他们消费的产品”，霍金斯宣称，“买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抓住想要的一切。” 这听起来很像是营销用的异端邪说。 你难道不怕消费者会越买越少，我问道。 “也许会”，她回答—“但如果他们愿意为数量较少的优质产品支付更多，我们还是能盈利。” 但实际上，在我和霍金斯谈话后几个月，Ultra全面停产—至少是暂时—以集中精力提供可下载的自制服装设计方案。 霍金斯和其他人还参观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学校，号召大家支持可以回收的时尚和可持续设计。

就像Ultra的设计师到伦敦、巴黎、上海和其他时尚中心旅行和推广他们的创意作品，新一代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作曲家和舞蹈家也采用了长期存在的模式，即移民海外，然后再返回马来西亚扩展国内的文化视野。

“从历史上来说，该国一直处于十字路口，不论是国际贸易还是香料运输路线”，35岁的作曲家、互联网视频节目制片人哈登斯·辛格说。 “人们背井离乡，寻找各种交易品并带回知识和文化。 它存在于我们文化DNA中，即到国外去一段时间，在流浪的狂热消失后再回来。 你贡献出你从其他地方采集的种子，在家乡播种。”

瓦伦丁·威利是伦敦律师、艺术品经销商和婆罗洲猎头族人的重孙子，现在四个国家经营画廊。 他的画廊和其它20多家画廊的增长显示了“成熟和成长”，他说。

就像命运的安排，辛格和我一边在星巴克品着卡布奇诺和低脂绿茶拿铁，一边思考着跨文化交流。 （这家连锁店也是马来西亚张开双臂欢迎的外来物。） 他解释说，音乐一直都是他的最爱，因此，从大学电信工程专业毕业后，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前往旧金山，研究印度的拉格。 2001年回到吉隆坡后，辛格开始为电影音乐作曲，现在，他管理一家录音工作室、音场和数码生产装置，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广告歌曲和前卫的音乐会音乐。 他成立了一家企业，即网上视频频道网络，试图绕过政府控制的电视系统发表更独立的媒体意见。 在网络广播节目中 - 以及地下乐队 - 还有一个类似于美国“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的政治讽刺片，其不拘一格的采访片段构成了新颖的广播节目，该节目由31岁的演员、政治评论员法赫米·法齐勒联合主持。

辛格抱怨马来西亚音乐在国外的知名度不高。 “我们没有自己独特的马来西亚声音，你可能认为这样的文化熔炉应该产生这样的声音”，他有点沮丧地承认。 “在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个方面，我们没有泰国、菲律宾那样成功，与非洲和巴西的差距更大。”

但有个突出的例外是当代古典音乐作曲，他很高兴地补充说。 “我们获得德国、英国、奥地利以及其它地区乐团的邀请，在海外取得了长足进展。” 让辛格失望的是多数马来西亚人都不了解他们正得到越来越多好评，不过，马来西亚作曲家最近集体发行了一张cd，里面收录了10位马来西亚作曲家的作品，以更广泛地介绍他们的音乐。

他们中的约翰·奥斯曼，现年42岁，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讲师，现在槟城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音乐和作曲。 奥斯曼是马来穆斯林，他的作品触及了槟城的文化大杂烩： 他将12世纪波斯经典文学作品，诗人阿塔尔的“The Conference of the Birds（《群鸟聚会》）”改编成一出歌剧，由印度和中国的表演者用英语演唱。 他的其它作品也受到中国歌剧和印度神话的启发。 他的下一部歌剧（尚未命名）以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为基础。

坐在槟城历史悠久的E&O酒店里喝茶，远处有船只在马六甲海峡（世界上最繁忙的海道）上行驶，奥斯曼则在谈论政府的误导性活动，这些活动会抹杀，而不是容纳民族差异，以及这一切对他作曲家身份的影响。 “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马来西亚身份，音乐也好，其它任何东西也好”，他抗议说， “这里有多种身份，每个身份都有它自己的特殊之处。

“我认为马来西亚与其说是一个熔炉，不如说是一盘沙拉”，他继续说道，并因为这个比喻而咯咯发笑。 “你能分得清芹菜、西红柿还有其它所有配料。 它们不是混在一起的，而是独立的。”

槟城有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多样性，就像戴着一个徽章。 居民很高兴地指出，椰脚街又被称为和谐街，因为在这个历史区中心半英里长的通衢上有两座清真寺、一座印度神庙、若干中国神庙和祠堂，附近还有一座英国国教教堂和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

“我们不止是马来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年度七月艺术节活动组织者乔·西迪宣称， “我们还是缅甸人、亚美尼亚人、泰国人、古吉拉特人和欧洲人。 槟城从17世纪开始就是大都市，从来没有种族隔离现象”，他坚持说。

槟城岛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岸，“从17世纪开始就是大都市”，本地商人、艺术节志愿组织者乔·西迪说。

过去十几年，一位名为珍妮特·皮莱的艺术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开展开眼界活动，为10-16岁儿童提供机会，深入了解社区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根据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传统、口述历史、建筑、音乐、传说和手工艺进行表演。 大约30名学生将利用6至8个月的时间探索槟城各个居民区的人员和历史。 皮莱以树木的生长为类比，总结了这项一半人类学、一半戏剧的探索活动，认为它“是一项学术之旅，能从社区寻找根源和吸取营养”。 我与皮莱在她成立的一个很小的文物中心交谈，该中心紧邻金碧辉煌的悬空寺，这座中国人的祠堂建于1906年，屋顶向上翘起，有色彩明丽的彩绘瓷龙、雕刻的镀金装饰，门口还有石狮子。

皮莱项目头四个月的任务是让孩子们开展研究活动 - 录下历史学家用马来语、英语和汉语讲述的回忆，和音效工程师一起收集歌曲、音乐和环境声音，和建筑师一起检查民间建筑，和传统木偶制作者一起试着制作木偶，以及向工艺大师学习木雕。 研究结束后，他们要提交结果，比如写一篇文章、根据口头回忆做一首歌和曲子，构建某个场景以及设计服装。 最后，他们要在社区进行一系列表演，向社区再现他们的文化并加强儿童与自身文化背景的联系。

“有趣的是看学生如何以现代方式表达传统”，皮莱说。 例如，他们将古老的传说改编成漫画或视频游戏，或在中元节按习俗烧纸做的iPads和50万令吉的假纸币，安抚游魂野鬼。 皮莱一直忙于激发周边地区儿童对戏剧的兴趣，泰国、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目前也正在实施类似的计划。

皮莱办公室对面就是景隆街，我在她的咖啡厅/工艺品店/画廊逗留了一下，和纳瑞尔·麦克莫泰尔一起喝了一杯软饮料。 这位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人在大约26年前从悉尼移民到马来西亚，他将几间店铺改造成旅游公寓，并在浮罗交怡岛（距离槟城只有半个小时的飞行距离）开了两家豪华酒店。 酒店的多数利润都用来资助麦克莫泰尔2004年在岛上成立的一家动物庇护所，槟城的营业收入则用来为艺术家提供住所。

麦克莫泰尔认为，不像吉隆坡的许多地方，槟城很适合步行，这对画廊、商铺和建筑爱好者来说无疑是极大优势。 “由于槟城被提名为世界文化遗产，它在艺术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她补充说。 “年轻人在寻找各种出口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槟城的乔治城从2008年起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址，他很快就成为当代艺术和马来西亚传统文化混合的中心。

当天晚上晚些时候，这种创造力在排练“大河项目”时幻现，这是一出户外剧，是七月艺术节的演出之一，舞台设在臭名昭著的严重污染河流港仔墘运河上。 在律师、艺术活动家李希（他是我在槟城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顾问）的陪同下，我站在一个笼罩着塑料瓶罩的蛋形生物旁边，层层彩灯将它照得明晃晃的，它迅速跑过地面，而我则目瞪口呆。 一名女子在明亮的灯光中现身，并拖着瓶子，歌手们则在咏叹着这窒息的运河。 其他演员则在他们周围表演体操特技，然后进入有顶的仓库，李告诉我这里之前是一个海鲜和农产品市场，十年前就废弃了。 “市府还没决定要用它来做什么”，他抱怨说，并沮丧地摇着头。 与此同时，杂技演员占据了市场，他们用美妙的旋律出售自己的产品，唤起过去的时代。 过去这里人来人往，商业一度及其繁荣，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

演员带领观众回到户外，亲眼目睹表演者用一只脚站在运河墙发臭的淤泥上，他像一个登山运动员一样沿着狭窄的边缘一寸一寸地挪动。 我简直不敢看...但我还是看了。在这个疯子的上面，一名女演员非常愤怒的宣布： “这个岛的动脉要栓塞多长时间心脏才会停止跳动？” 最后，一名音乐家将长长的pvc迪吉里杜管放在唇边，吹出令人难忘的音乐，结束了这个场景。

李读懂了我的想法。 “好吧，这是宣传，又不是莎士比亚，但它背后的意义非常重要”，他在表演结束后激动的辩论道。 “我们必须让人们关注污染问题。 这个情况确实令人绝望”，他急切地说。 “有时，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样才能带来我们需要的改变。”

	除了经常向沙特阿美的世界投稿，生活在巴黎的理查德·科文顿(richardpeacecovington@gmail.com)的写作主题包括文化、历史、科学和艺术，供稿对象包括史密森学会、国际先驱论坛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
	赖继敏(www.jiminlai.com)担任摄影记者近二十年，多数时间都在亚洲旅行，为路透社和法新社供稿，主题涉及冲突、政治、体育和日常生活。 他住在吉隆坡，在那里为社论、公司和私人客户拍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