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4 年至 1626 年这十多年间，庇错戴乐维游历于东方世界。 在旅途中，他通过书信，写给同胞们详述了鲜为人知的旅行见闻。这些信件共有三卷，分别于 1650 年、1658 年和 1663 年出版。

庇错戴乐维是一名意大利藏书家、语言学家，一生写过无数书信，是 17 世纪最重要却鲜为人知的中东旅行家之一。 尽管他的个人经历浪漫丰富，并且对西方人了解伊斯兰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却常常被忽视。这主要是由于他大量的信件没有标准的意大利语或英语版本，不容易看到。他的足迹从土耳其延伸到埃及、黎凡特、波斯及印度西海岸，处处都留下了作品，字数逾百万。

戴乐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生动详细的描述和永无休止的好奇心： 他对外界的确充满浓厚兴趣。 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将所见所闻与早期的记录相比较，这包括古典记录和如法国博物学家皮埃尔·贝龙(1517–1564)等旅行家的作品，以及从他阅读的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文字搜集到的资料。

除了详实记录见闻，他还对间接获得的信息谨慎怀疑，他曾在笔记里写道：“这是我听到的，无法考证正确性，”或“我尝试对此做出深入了解，但是无法找到非常可靠的信息。”

1615 年首次见到吉萨金字塔时，戴乐维欣喜若狂。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探索大金字塔。 这幅木版画出自《让·巴蒂斯特·塔凡尼尔的六人旅行团》（Les Six Voyages de Jean-Baptiste Tavernier），出版于 1676 年，比戴乐维的访问晚了 60 年。

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植物和信息，甚至带着一名艺术家记录他的旅程。 出于商业或外交原因，他希望为同胞清晰地呈现东方大陆的面貌，但他自身主要对文化感兴趣。 不幸的是，他提及的众多草图和画作却无一保留下来。

1586 年，戴乐维出生于一个富有的罗马贵族家庭。 25 岁左右时，他参加了西班牙海军远征打击北非海岸海盗船的行动。 之后，他因为失恋搬到了那不勒斯，在这里他患上了抑郁症，一度想自杀。因此，他的好朋友兼医生——马里奥·斯基帕诺建议他去旅行。

之后，他便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 为了使旅途更加有意义，戴乐维决定向他的朋友邮寄详细的信件，这样他就可以“通过笔记的方式清晰、细致地描述我的整个朝圣之旅”，他写道。 事实上，斯基帕诺只完成了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的成就却不限于此。 经过 12 年的冒险旅程，他回到了家乡。他常被称作il Pellegrino（“朝圣者”），他的信件在他在世时只出版了一卷，剩余两卷是在他去世后发表的。

1614 年，戴乐维起航去圣地，他从威尼斯起航至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 在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他不仅特地去观赏了当地众多名胜古迹，更是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节日和事件，例如斋月节，这一节日标志着斋月结束，特色活动包括荡秋千，玩‘ajalaat（早期的摩天轮）等，还有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带领着他的军队向波斯的阿拔斯一世进军的阅兵仪式。 为了更好地了解旅程中的见闻，他在君士坦丁堡停留了一年，学习了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以及希伯来语，以进行学术研究。

“令我烦恼的是，”他在 1615 年 2 月报告说，“有两个多月时间，我的土耳其语老师一直忙着处理自己的事情，把我扔在一旁，现在他回来开始给我上课，我非常高兴，正疯狂的学习，而且目的明确。”

从这张摘自威廉·布伦所著《特庇错朝圣路》一书中 1953 年的地图可以看到戴乐维游走了几千公里： 一段重返十七世纪之初的印度之旅。 他的第一站是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花了一年时间学习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

在君士坦丁堡，戴乐维开始尝试获取各类文稿，这不仅是为了资深阿拉伯学者斯基帕诺，也是为了他自己，这为他最终建成一座精品藏书库奠定了基础。

1615 年 9 月，他航行至埃及亚历山大港。1616 年 1 月 25 日在开罗写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他的见闻，评论了马穆鲁克建筑的美丽，特别是著名的死人之城阿尔阿拉法的墓穴。 当然，他还参观了金字塔，乐此不疲地探索大金字塔的内部通道。

戴乐维非常希望获得一个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并将其带回意大利。 但是，找到完整的木乃伊并非易事。因为木乃伊上的珠宝常常被掠夺，而木乃伊也被碾碎，制成一种称为 mummia（穆米娅）的粉末，据说具有药物特性。 他希望确切知道木乃伊是如何发掘的，甚至亲自到深坑中体验了一下。 他对这次活动的描述非常精彩，对发掘物的描述也同样引人入胜。

塔威尼尔绘制的 17 世纪沿底格里斯河而建的巴格达类似于庇错戴乐维于 1616 年见到的这座城市。也是在这里，戴乐维遇到了他的“巴比伦之爱”——他的妻子玛阿尼。

戴乐维还非常注重日常生活以及主要旅游景点。 他指出，一些房屋的墙壁上有特别的绘画和铭文，表明主人曾前往麦加朝圣。 怀着意大利人对服饰的浓厚兴趣，他不仅描绘了上流社会的服装，还描述了农民穿的蓝色连帽宽袍，这是一种非常长的宽袖长袍，听起来像大袍，居住在伯利恒地区的一些贝都因人仍然穿着这种衣服，还介绍了各种包头巾的方式。

戴乐维描述了他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路，他在那里度过了复活节。尽管他非常虔诚，仍对一些庆祝活动持怀疑态度。 接着，他北上到达大马士革，他很高兴在那里发现了一些罕见的撒玛利亚人手稿，包括一本用阿拉伯语注释的手稿。 他在阿勒波给斯基帕诺写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有理有据地说明了确保其“藏稿”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传播知识。

由于非常渴望见到曾与欧洲统治者就贸易和制衡奥斯曼帝国展开外交磋商的阿拔斯一世，戴乐维决定从叙利亚途经巴格达前往波斯。 他以一贯的热情，解释了自己如何让人制作特殊的箱子，这些箱子不仅可以放在骆驼背上驮运厨房设备，而且在掉落时还能保护里面的物品。 此外，他还订购了特殊的能“使水的气味和口感怡人且保持凉爽”的容器。 他尽量让一切都展现“最优雅”的一面。 1616 年 9 月16 日，他剃光头发，戴上头巾，把自己和随从“乔装成为叙利亚人，以免被人认出来”，然后启程。

戴乐维和他的随从在不同城市旅行期间，就住在像这样的小客栈。

在伊拉克，他详细描述了贝都因人的生活方式，指出妇女没有戴面纱。 他还迷上了贝都因人的纹身，甚至自己也去做了一个纹身。对于那个时期的罗马绅士而言，这是非常大胆的行为。 他喜欢穿当地服装，这样不仅方便，还可以体验不同的时尚。 然而，令他恼怒的是，他上好的意大利内衣被偷了，不过幸好小偷没有对他的书籍和文件下手，这倒令他宽慰了不少。

沙漠导游给戴乐维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脑海中有每个地方、水源和各种道路（无论长短）的位置。” “夜间他们观察星星，白天他们则沿着地标行走。可以通过道路的上下起伏，那里生长的植物的颜色和种类，以及气味（这太令我惊讶了），轻松地找到想走的路。” 更不可思议的是，导游总能在需要时径直将旅行队带到井边，即使没有护栏，而且在远方根本看不见水井的情况下也能找到。

戴乐维穿过有权势且闻名于世的阿米尔·法耶兹的领土时，令他惊讶和高兴的是，在阿米尔·法耶兹统治的区域内，旅行队竟然可安全地穿过沙漠。 戴乐维这样描述他和他的领土： “……阿米尔声称他能证明自己具有来自诺亚的纯正血统，我对此很难相信，但是，如果是真的，则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贵族。 当然，我认为，如果哪个民族在多年以来拥有真正和古老的贵族血统，那就是阿拉伯人。尽管他们在沙漠中过着艰辛的生活，但是他们生活无拘无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希望生活在城市的唯一原因，其次自世界起源以来，他们没有和任何民族融合，只是进行民族内部通婚，而且不仅需要门当户对，还要拥有相同的血统。

1617 年戴乐维抵达伊斯法罕时，这里正在阿拔斯一世的监督下开展广泛的重建工作。他一直希望看看这座城市，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亲眼见到阿拔斯一世。

跟往常旅行一样，戴乐维尽可能访问了每个考古遗址。 他谈到了各种遗迹，例如，在阿勒波到巴格达途中沙漠上的 “Isrijeh” 和 “al-Taijbeh”（伊斯利雅得和阿尔泰巴赫），以及他所认为的巴别塔。 他喜欢将这里的遗址与斯基帕诺和潜在读者熟悉的意大利遗址相比较，尽管这样似乎有些狭隘，但是事实上“比罗马的纳沃纳广场更大”或“比那不勒斯最高的宫殿更高的遗迹”这样的描述是一种衡量不复存在的古迹的有用方法。

在乌尔和泰锡封，他写道，当他捡起瓦片、砖块和沥青样品时，当地人会笑话他，“他们不理解我们的这类好奇心。” 他还指出巴格达显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古巴比伦，“因为从……建筑、很多地方以及灰泥上雕刻或铸造的阿拉伯铭文可清楚地看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现代建筑，穆斯林……” 他补充道，他希望他的阿拉伯语能够突飞猛进，这样他就可以了解一下阿拉伯历史。

戴乐维用意大利语和波斯语写了一篇关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日心宇宙学的论文，其中包含了布拉赫的太阳系模型。 戴乐维在果阿写信给他在波斯拉尔见过的一位学者。

戴乐维抵达巴格达时，遇到了麻烦： 他的一名意大利仆人为了争夺优先权与另一名仆人发生争执，并把他杀死了，戴乐维详细描述了防止他一家人被捕的必要措施。 另一方面，在巴格达发生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他突然宣布将与他的“巴比伦之爱”结婚了，这个女孩名叫玛阿尼——“阿拉伯语，意为‘重要’或‘智慧’...”

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他在从阿勒波到巴格达的旅程中已经听说了玛阿尼，那时他已经决定一定要见到她。 一名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为他们牵线搭桥。 女方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他，帮忙将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安顿在适当的住所。 在见到戴乐维之前，玛阿尼已经非常渴望见到他。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递给了他一片温柏树叶，这是希腊的一种婚礼仪式，在古典时期传到了黎凡特。 他们两人一见钟情。

“尽管很少见到丈夫夸赞妻子的美貌，”戴乐维写道，他还是忍不住详细描述了玛阿尼，甚至还说道她如何通过涂眼影拉长眼型。 他描述道，她出生在土耳其马尔丁的一个优秀家庭，她是一名基督教徒，她的母亲是亚美尼亚人，“她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但是由于她经常和我在一起，而我只能讲一点阿拉伯语，因此她也经常说土耳其语……” 他继续说自己如何欣赏她的聪明才智和高昂激情，而且无所畏惧。 即使遭到强盗袭击时，她也会留下来照看男士们的外套和包袱，而不会逃跑。

戴乐维写道，玛阿尼身着叙利亚服饰。尽管如此，她非常喜欢意大利服饰，她蒙着头，“像贝都因人妇女一样……像我们这里的修女或西班牙寡妇蒙着面纱一样……” 他承认她的一些行为看起来有些原始野蛮，例如穿鼻环等，但他已经说服她将鼻环摘下来，不过，她的姐妹们对此不以为然。

1616 年 12 月 16 和 23 日，戴乐维写完了这封篇幅很长的信件，希望斯基帕诺可以开始编辑他的信件。因为他决定访问伊斯法罕之后立即回国，希望不久以后他们能够聚在一起，共同完成编辑这些信件。他信件的很多内容采用日记形式，时间跨度为几天或几周。

过完圣诞节，这对年轻夫妇便动身前往伊朗。 “我开始将我叙利亚风格的服饰换成波斯风格的服装，”戴乐维写道。 他还找了一位当地剃头匠为他剃掉已经留了 16 个月的胡须。 “我想让他把我收拾的看起来完全像一个波斯人，也就是将脸颊和下巴上的胡子剃干净，留长髭......，”他指出。 玛阿尼见到他时非常“伤心”，经他解释说“在不同国家旅行时，需要适应不同的风俗”时，她的情绪才得以平息。

三个月后，他们到达伊斯法罕。这是一座戴乐维向往已久的城市，那时阿拔斯一世正在重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清真寺和纪念碑。 他详细地描述了当地环境及居民；他对各种不同人群及其风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新朱利法区的印度社区和基督徒区。 这是阿拔斯一世为亚美尼亚人建立的，这些人被他逐出自己的国家，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制造业和贸易促进经济发展。 戴乐维描述了他们沿途承受的巨大苦痛，尽管他们最终抵达新朱利法区之后情况基本正常。

1621 年，在伊斯法罕到霍尔木兹海岸的途中，戴乐维在波斯波利斯逗留了一段时间，抄写并出版了在欧洲首次出现的楔形文字。 他正确判断出这些文字是从左向右阅读的，但是无法进行译解。

在伊斯法罕，戴乐维见到了许多有趣的人，包括各国的学者。 其中包括穆罕默德·卡西姆·伊本·哈吉·穆罕默德·卡沙尼，被称为素素里（Susuri），1626 年他著成Majma’ al-Furs Susuri之后，便将这本百科辞典的副本邮寄给了戴乐维。他将这本辞典献给了阿拔斯一世，成为 17 世纪的一部权威性参考书。 戴乐维一定对此特别感兴趣，当时他正在潜心编写土耳其语字典。 他大多数的项目都半途而废，这本字典却编撰完成、准备出版了，但是最终并未成功出版。 他还对宗教非常感兴趣，“米尔·穆罕默德·艾拉·维哈比 [al-Wahhabi]——阿富汗一位贵族”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件中继续先前对宗教话题的讨论，该信件的副本有幸留存在世。

戴乐维跟随阿拔斯一世周游他的王国。 他们的会面和谈话揭示了那位君主召见时非常罕见而非官方的情景。

1618 年冬，阿拔斯一世在加兹温接见了外国大使，戴乐维开始尽可能收集更多的信息。 他认为俄国人非常粗野，而对印度大使送来的一群野生动物十分着迷。 年长的西班牙大使唐·加西亚·达·席尔瓦·菲格罗亚（Don Garcia da Silva y Figueroa）也出席了会面，他的日记对戴乐维的游记提供了有趣的补充。

收集结束后，戴乐维带病与玛阿尼于 12 月返回伊斯法罕。 在那里，他与他的父母还有一些家人团聚。 戴乐维首次提到玛丽于卡，一个大约 8 岁的格鲁吉亚女孩。在波斯攻占格鲁吉亚时成为孤儿，玛阿尼收养了她，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她没有小孩的遗憾。

1619 年 6 月，召开了另一次重要的大使秘密会议，戴乐维生动有趣地记录了庆祝活动全程，包括为妇女组织的活动，玛阿尼提供了这些活动的完整报告。 我们还了解到夜晚沙阿如何在城镇游荡，穿梭于各种咖啡馆和商店之间，包括一个意大利艺术品经销商的商店，他“在纳沃纳广场以一皇冠银币出售此类肖像画……但是在这里价值则是十个金片，价格比较实惠。” 皇冠银币(coronato)是一种那不勒斯银币，金片（威尼斯zechinno) 是一种重量约为 3.5 克的金币，可见两地价差很大。

在伊斯法罕期间，戴乐维描述了很多话题，从严肃到轻松： 他越来越喜欢当地菜肴，以后该如何重新适应家乡的食物；储存冰块的不同方法；他养了很多波斯猫，并计划将它们带回意大利。 为了方便斯基帕诺，他的描述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特别是术语和方言，这也方便了今天的人们阅读研究。

至今为止在许多惊人事件中，仍有一件尤其突出： 邮递系统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效率。 尽管很难确定戴乐维寄给斯基普诺的信件数量，但是根据戴乐维写日记信件的习惯（在开头和结尾部分附上问候语）判断，至少应有 36 封。在他的信件中，只有一封被斯基帕诺弄丢了。 相反地，当戴乐维抱怨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威尼斯、西西里岛、法国、西班牙、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和印度的信件但却没有收到来自斯基帕诺的信件时，是因为斯基帕诺已经两年没有写信了，而不是邮政服务失误造成的。

玛阿尼的家人想返回巴格达。 1620-1621 年出现了自 1232 年以来最冷的严寒天气，在寒冷天气的影响下，戴乐维健康状况变差，因此他同样也想回家。 然而，国际政治局势影响了他的计划。 波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导致阿勒波线路受阻，他和其他一些欧洲人被困。 此外，波斯已经联合英国驱使葡萄牙人离开位于阿拉伯湾南端的霍尔木兹，导致这条路线变得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动身离开这里。

途中，他们停留在波斯波利斯，戴乐维像往常一样对这里进行了详细描述。由于时间紧迫，准确性可能无法保证。

他们从波斯波利斯抵达设拉子，之后前往海岸。 令人高兴的是，玛阿尼终于怀孕了，这让他们情绪高涨。当听说战争蔓延到霍尔木兹时，他们决定从霍尔木兹经印度航行至欧洲。

上图: 1621 年，玛阿尼戴乐维在霍尔木兹附近的米纳布去世，年仅 23 岁。她的盾徽展现了 1626 年她在罗马的葬礼上的祈祷仪式。铭文使用叙利亚语，读作“神的仆人玛阿尼。” 顶部： 戴乐维这一版本的旅行笔记中对玛阿尼进行了描绘，并于 1982 年在巴格达出版。

他们决定在附近的米纳布等候，顺便看看局势发展情况，这里有一些英国商人，其中一个是戴乐维的老朋友。 然而，事实证明，这里也非久留之地。 玛丽于卡首先病倒，一个接一个地都病倒了，12 月 30 日，他的爱人玛阿尼去世了， 年仅 23 岁。

戴乐维变得手足无措。 他不忍心将玛阿尼留在这里，因此请人对她进行防腐处理——令人惊讶的是，当地妇女在这方面确实做得非常好——然后将她装入棺材带回意大利安葬。 之后，戴乐维也身患重症，他和他的随从继续赶路。 他说，几乎在玛阿尼去世后一个月他才记得旅程中发生的事情，那时他已经抵达拉尔，向西行驶了大约 300 公里（180 英里）之后他昏迷不醒。 在那里，在资深医生的特殊照看和博学的朋友的陪伴下，他逐渐恢复。 他写道“在亚洲，甚至整个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学者和著名科学家数量能超过拉尔。”

几个月后，戴乐维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设拉子，直到 1623-1624 年冬天，他才和 12 岁的玛丽于卡出发前往印度。 戴乐维的信件主要描述了他在果阿的经历，但是也有许多有关果阿和卡利卡特之间一个个南方小王国的有趣且罕见的经历。 甚至在那里，他还在寻找手稿，还为他的收藏添加了一本用尖笔雕刻的棕榈叶书籍，并且包括该制作工程的准确描述。

他几乎没有机会在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地区旅行，其他旅行者对此的记录比他谈及的内容要丰满得多。 然而在果阿，他继续与在拉尔和伊斯法罕博学的朋友通信，从事多个文学项目。  

玛阿尼∙戴乐维的印章，出现在她的多语言纪念卷宗中，重复她的盾徽上的叙利亚措辞。

1624 年 11 月 4 日，戴乐维在印度给斯基普诺写了最后一封信，12 月 17 日他经由马斯喀特动身前往巴士拉。 在那不勒斯短暂停留之后，为了尽快与斯基帕诺团聚，1626 年 4 月 4 日，他返回了罗马。 一向言行夸张的他写道，他从后门回到家中，“这样符合一个鳏夫的方式。”

戴乐维的下半生在罗马度过，他从事各种学术活动和音乐活动，同时与东西方的主要东方学者保持通信。 他把妻子玛阿尼埋葬在天坛圣母堂。按照玛阿尼临终时的嘱咐，当玛丽于卡到了婚龄，他娶了她做妻子。 他们有 14 个小孩。

戴乐维信件的第一卷于 1650 年出版。1652 年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在 1658 年和 1663 年出版了剩余两卷。它们很快被翻译成法语、德语和荷兰语，部分被翻译成英语。正如il Pellegrino（朝圣者）所期望的，被视为了解穆斯林世界一座宝库。

卡洛琳·斯通 她的时间分别在剑桥和塞维利亚两地度过。 她和凯伦·约翰逊一起翻译的新作《玛丽亚特·梅特伦新奇刺激的冒险之旅：为奴十二载》（The Curious and Amazing Adventures of Maria ter Meetelen: Twelve Years a Slave）(1731–43)，于 2011 年由哈挺·辛普乐（Hardinge Simpole）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