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日出后几分钟，这架有些老旧的包机正在完成降落，进入乍得北部最大的绿洲——法亚拉若(Faya Largeau)。 下面的南撒哈拉沙漠从一片斑驳的阴影，渐渐浮现出隐隐约约的沙丘轮廓，映着微弱的橙色的光；然后出现的是几个独立的跳跃的沙丘，渐渐连绵起来，成为了密集的沙丘丛。最后当飞机着陆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海枣林。
机场安保负责人马哈迈特·索里梅恩(Mahamat Souleymane)看了看我护照上的姓名，满面笑容。 他特别强调了一下他在说“欢迎来到乍得”时的双重含义，然后又重复讲了一次。
我来到这个位于非洲中部的国家，是想通过探索地球上最伟大的地质奇观之一乌尼昂加(oo-nee-ahn-ga)湖泊群，来研究撒哈拉的气候历史。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这18个相互连通的淡水湖、咸水湖和超咸水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哥伦比亚大学的海洋地质学家彼得·德曼诺克(Peter deMenocal)说：“每一个湖泊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研究为目前许多有关撒哈拉气候史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持。 那么，在这近20个湖泊湖泊身上能发现哪些故事呢？它们显然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处于沙漠深处，与最近的其他湖泊乍得湖相距超过800公里（500英里）。 有两个人参加了此次探险。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探究这些故事，其中一人安排了三辆4x4越野车，准备用了一整天时间到达湖区。 他就是巴巴·马利(Baba Mallah)，负责乍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工作的科学委员会主席，也是乍得的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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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考古学家史蒂芬·克鲁普林(Stefan Kröpelin)从事东部撒哈拉研究达四十年，经验非常丰富，目前他正在研究乌尼昂加湖底沉积物的逐年变化，以便用模型准确演示稀树草原是如何及在何时干涸成今天的撒哈拉的。 |
前往配合巴巴（在乍得，人们通常直接称呼名字）工作的另一人是史蒂芬·克鲁普林(Stefan Kröpelin)。他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地质考古学家，来自德国科隆大学，在过去四十年里，他经常往返于德国和东撒哈拉之间，1999年开始在乌尼昂加开展研究工作。
巴巴的任务是与克鲁普林配合工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湖区的最新科学评审，抑或可能有些令人欣喜的新发现。 巴巴热切地向我展示“闻所未闻的沙漠地质状况。 那里什么都不缺——自然的美丽与神秘，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财富。 乍得人热爱我们的沙漠，就像别人热爱他们的森林一样。”
修理好车顶架，装载上行李和一头用来当作晚餐的羊之后，我们钻进一辆几乎一个月才用一次的陆地巡洋舰越野车，驶上了一条乡间土路，直奔目的地： 乌尼昂加克比尔(Ounianga Kebir)（即“大乌尼昂加”）。 克鲁普林将这条路戏称为“一号公路”。 当路面变为松软的沙地时，我们的司机阿卜杜勒拉希姆(Abdulrahim)能够马上感知到并调低档速，离开原来的车辙。 这种情形伴随了我们整个行程。
我每次转头望向窗外，沙漠的颜色都有不同。 这里有一棵树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那里有一块“诱猎石”，我们的远古祖先用这种石头来诱杀动物，使得我们人类生养不息。 我们已经接近铁器时代开始的地方， 也接近了我们人类历史开始的地方： 2001年和2002年，人们在前面不远的一片沙漠中，发现了一些化石，其中包括一块不完整的头骨。这些化石被命名为“Toumai”，在本地区的戈兰语(Goran language)中意为“生命的希望”。 Toumai可追溯到700万年前，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是我们发现的最近的黑猩猩和人类的分化点。 正是巴巴给Toumai赋予了学名：撒海尔人乍得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
日落前一小时，我们在一个巨大的拱形新月沙丘的落沙坡附近停车，准备过夜，这个沙坡夜间能为我们挡风。 鲜亮的橙色沙砾绵延达100米（320英尺），一个沙丘可能含大约20万吨纯石英岩。 与撒哈拉成千上百的类似沙丘一样，这座沙丘也是由地中海的沙子形成。它们就像是一群鸟，在过去数千年里，借助哈麦丹(harmattan)信风的力量，以每年约8米（25½英尺）的速度向南迁移。 到目前为止，这座沙丘已前进了大约2400公里（1500英里）。
当晚，夜空繁星点点，我们坐在地毯上，享用着鲜嫩的羊肉。 交谈中使用的语言有乍得阿拉伯语——在乍得几乎全国通用这种语言、北部使用的戈兰语、法语、英语和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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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乍得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巴巴·马利说：“世界各地的沙漠都有盐湖，但就是没有淡水湖。” 站在宝考湖(Lake Boukou)长满茂密芦苇的那段湖岸上，他解释说，芦苇可阻碍蒸发，再加上地下含水层的补充渗流，湖水才能保持为淡水。 |
巴巴研读的专业是物理学，但他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曾担任乍得国家科学支持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upport of Science)负责人长达17年，该中心负责监管乍得的所有科研项目。 2012年，他出任石油研究院(Petroleum Institute)院长。 从出身来讲，他具有卡奈姆-博尔努(Kanem-Burnu)的皇室血统，卡奈姆-博尔努于十一世纪时将伊斯兰教带入了中非。
从孩提时代起，巴巴就来到了乌尼昂加湖区。 他的家乡在卡奈姆(Kanem)，是湖区以南距离最近的地区。 他说，他们把北上的人称为Toubou，意为“从南方来的兄弟”，把留在当地的人称为Kanembu，意为“山区人的兄弟”。
夜深时分，乍得旅游局局长的穆罕穆德·尤努斯(Mahmoud Younous)开起了酒店评星体系的玩笑，把我们这个沙丘旁的露营地称为“le hotel de milles étoiles”——“千星酒店”。 事实上，数百万颗都不止。 在撒哈拉过夜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体验。
翌日清晨，我们继续赶路，途经很多平顶砂岩或土丘。 还有针尖状、金字塔状或斯芬克斯状的风蚀岭地貌构造，都是在数百万年间由哈麦丹信风刻蚀塑造而成。
然后，我们又碰到了一群骆驼，在一片本应缺乏植被的沙漠中悠闲地吃着草。 车开到了一个土丘上，尽管早已有心理准备，眼前的景观还是美得令人窒息。 在乌尼昂加克比尔的边界处，陡坡下的洼地内，一幕宛如海市蜃楼的奇观跃然眼前： 青葱茂密的植物和蔚蓝的湖面。 透过随风扬起的沙尘眯眼望去，眼前这幅景观更富有超现实的美感。 伫立湖边，我聆听着风声——触摸并感觉着风的气息，甚至可以闻到风的味道。
而对几位乍得人来说，另一幕奇观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移动电话网络覆盖。 附近有一座信号塔。现在，探险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开始给首都恩贾梅纳的家人打电话，发短信。
乌尼昂加克比尔有四个湖，当我们抵达第一个湖——乌玛湖(Uma)时，太阳开始西沉。 这个盐湖被沙洲从中分开，沙洲旁边有一个人神态悠闲地站在水中。 湖水是红色的，这是水藻(Spirulina platensis)的作用，湖面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水藻，厚达15厘米（4英寸）。 湖水散发出臭味。 克鲁普林解释说，这说明我们抵达前的几个星期几乎都没有刮风。 他说，“如果有风的话，就不会有臭味。” 不过，无论是难闻的气味，还是在撒哈拉游泳的人，都没有惊扰在水中呱呱叫个不停的青蛙。
眼前这幅生动的景象让人想起“撒哈拉绿洲”时期，也称作非洲湿润期(African Humid Period)，这个时期大约是在11,000年至5,000年前，但现在，在乌尼昂加，这一情形真真切切地仍在延续。 这只青蛙是一个幸存者，是曾经活跃在北非大草原（现在炙热的撒哈拉）上的生物遗留下来的物种，这里曾经是大象、长颈鹿、河马、羚羊和野牛（家牛的野生祖先）的家园。
我们把营地安扎在宝考湖(Lake Boukou)上面的山坡上。宝考湖属于第二个湖群，称为乌尼昂加塞里尔(Ounianga Serir)（“小乌尼昂加”），在乌尼昂加克比尔以东大约50公里（30英里）处。 宝考湖是一个淡水湖，周围棕榈树环绕，湖水呈深蓝色，湖面一半被绿茵茵的芦苇覆盖，令土丘和流动沙丘构成的火星景观更增美感。
我们在露天宿营。凌晨3点时， 我吃惊地发现有五只豺狼围在我身边，距我一米远。 它们好像在争论每只狼可以先咬住我的哪个部位。 把它们吓跑后，我又回来睡觉，直到天亮，观看壮观的日出美景。 四周一片寂静。 橙色的沙子、土丘、湖泊： 所有这些都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烁着光泽。
在下坡走向湖岸时，脚下漂亮的小物件引起了我的注意。 地上散落着一些石制的锤子、刮刀和其他工具，有些可追溯到50万年前，而有些则是“新工具”——来自新石器时期，距今“仅”5,000至10,000年。 我遇到了巴巴，他把短波收音机放在耳边，听着新闻，旁边看起来像是一片野草地，实际是湖面上芦苇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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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芦苇丛以外的湖面，宝考湖的淡水既赏心悦目，又适合水生生物在水下栖息。 |
巴巴说：“全球各地的沙漠中都有盐水湖，但就是没有淡水湖。”
撒哈拉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沙漠。 （极地地区也是沙漠，而且面积更大。） 这里太阳光非常强烈，根据测量记录，附近尤安湖(Lake Yoan)的蒸发速度足以令水面在一年内下降6米（19英尺）。 而且据推测，在过去超干旱的3,000年里，一年的降雨量一直以毫米为单位测量，现在也是如此。 巴巴说，严格地讲，这里的任何湖泊“都应该变得像海一样，具有最高的盐浓度”，否则早应该完全消失掉。
“但在乌尼昂加，我们还有这个很大的淡水湖。”他一边说着，一边笑意融融地看着湖面，那灿烂的程度都能加快蒸发过程了。
在20米（65½英尺）深的湖中，芦苇残叶漂浮在水面上。巴巴指着湖上的芦苇(Phragmites)和香蒲(Typha)——这两种芦苇属植物最高可长到6米， 解释说：“这里，阳光没有直射在水面上， 蒸发率非常低，所以湖水正好是理想的淡水。” 湖中丰富的鱼类和甲壳类生物证实了他的看法。
他解释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水文系统作用的结果，这个系统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正是这种作用让乌尼昂加塞里尔的11个湖泊中仅留下一个淡水湖。 为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来到了中央的提利湖(Lake Tili)。 然而，我们还是得再次追溯到过去。
在持续千年的湿润期内，雨水聚积在现在的努比亚沙岩含水层系统中，这个水层系统就位于东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下面。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化石水含水层，大致分布在乍得、苏丹、埃及和利比亚地下两百万平方公里（772,000平方英里）的地区，最深处达4,000米（12,800英尺）。 这个地下含水层为乌尼昂加湖群提供水源，让这些湖泊得以经历气候变化，存续至今。
此外，别忘了还有我们的新月形沙丘。 虽然缓慢但持续不断，这些沙丘已合并成“巨型新月形沙丘”，形成了绵延达数百公里的“沙丘走廊”。 很久以前，沙丘移动到乌尼昂加克比尔和乌尼昂加塞里尔的两个大型原始湖泊中，将其分割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较小的湖泊。
当我们驾驶着陆地巡洋舰越野车经过时，清晰可见这些细长的沙丘怎样将盆地中的湖泊隔开，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运动，并有可能会在经过一定时间后让这些湖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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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得北部两个最偏远社区的领导人——乌尼昂加克比尔的阿麦特·穆萨·佐伊(Aahmat Moussa Thozi)（中间）和乌尼昂加塞里尔的奈比·古艾特(Nebi Guett)（右），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部落历史与当今科学联系在一起。 “生活在这个湖附近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我们相信我们的祖父就来自这里。” 2001年和2002年，在距离这里不远处发现了Toumai人的头骨，说明这个地区的原始人和人居环境或许要追溯到700万年前。 右图和下图： 阿哈马代·达尔凯(Ahamadai Barkai)是乍得国家旅游局乌尼昂加湖区的一位协调员，负责推广湖区的探险旅游，正如古艾特所说，这些湖泊已“成为我们的骄傲，我们准备迎接光明的未来。” （请注意： 在印刷版中，阿哈马代·达尔凯的标注有误。） |
从踏上全球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乌尼昂加塞里尔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提利湖的风光深深地吸引。 它的湖面不像淡水湖那样被芦苇覆盖， 而且与淡水湖形成对照的是，提利湖的蒸发速度很快，从而形成一个深度仅有2至3米（6至9½英尺）超咸水湖，是所有湖中水位最低的湖。
这种水位差异通过半渗透的沙丘将临近湖泊的水流缓缓地引入提利湖， 这种“蒸发泵”导致其他湖泊持续不断地从地下含水层抽水，以补充损失的水份。 结合深度和局部芦苇覆盖，这种补给方式成功地使其他湖泊中的水保持新鲜。
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两个大湖的残迹——这两个大湖以前是为南部提供水源，并入地球上曾经最大的内陆湖乍得巨湖(Mega-Chad)，过去的乍得巨湖比现在的里海还要大。
巴巴说：“我们的任务是取些硅藻土样本，看看湖泊的水平面在不同时期如何变化。”
硅藻土是一种由极细微的硅藻（已沉入湖泊和海洋底部的单细胞植物）残骸组成的轻质土壤。 当湖水消退时，经常能在湖底周围的砂岩断壁上找到硅藻土。 可以先对硅藻土取样，标注沉积物高度，然后用碳元素测定年代。 加上湖泊的大致深度，然后使用“虚拟泛滥”计算机模型，就可以在理论上预测每个时期“古湖”的范围。
克鲁普林在乌尼昂加塞里尔的艾德姆湖(Lake Edem)附近的一个棕榈树林周围探路前行，来到沙岩断崖一个陡峭的小峡谷前，这里在湿润期时一定有一条溪流。 他登上一块突出的岩脊，在这里可欣赏艾德姆湖的风光，整个湖完全被芦苇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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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感谢史蒂芬·克鲁普林[右]。”巴巴（左）说， “有了他，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这些湖泊怎样起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原来就掌握这些方法，我们就会在这里做[采样和分析]，而这将会是乍得的一项独特发现。” 克鲁普林说：“巴巴是我多年的好友，我非常信赖他。” |
克鲁普林记下笔记，然后取出地质锤，凿下一些硅藻土样本。 “自地球起源以来，我是第一个在这里提取样本的地质学家。”克鲁普林说道。 他刮掉硬皮， 沉积物掉落下来。 然后，他把手伸进事先挖好的孔里，取出一块白色的硅藻土。 硅藻土非常易碎， 在手里就能轻易捏碎。
如果没有碳测法，我们很难确定其年代，但他猜测这些硅藻土“还不到6,000至7,000年”。 其他样本的年代可追溯至8,500至9,500年前。 他的高度计显示读数为海平面以上405米（1,300英尺），误差在10米左右。
旅游局的法迪·达蒂(Fati Dadi)并不太懂科研，但热情却丝毫不输。她给克鲁普林带来一些被日光晒得发白的软体动物壳，这些壳是她从另一部分古湖沉积物上凿取下来的。 “我要做个项链。”她解释说， “我用针刺一些小孔。 C’est originale?（很别致吧？）” 克鲁普林微笑着说： “一万年的历史， 你根本买不到。”
回到宝考湖附近时，我们遇到一个骆驼队。又过了一小会儿，我们的三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中较小的那辆有篷卡车停在了湖边。 我们下了车，虽然白天的热浪终于慢慢消散，但队员们还是没有抵御住在淡水湖里游泳的诱惑，一个接一个地跳入湖中。 克鲁普林上一次在湖里游泳后感染了血吸虫病，这是一种在水中传染的寄生疾病，经常会感染热带水域。 然而，他以真正的沙漠冒险家的方式放言道：“无风险，不欢乐！” 然后也跃入了水中。 （四个月后，他说他必须得再次接受治疗。）
尤安湖是乌尼昂加克比尔最大的湖泊，巨大的风沙冲积物被吹到深绿色水域的边缘。 一群Toubou人（当地民族）在棕榈树下乘凉，这些树看起来仿佛由园林设计师设计的一般。 我认出其中一人是巴巴。 我走到他身边，问他在家中、沙漠里和实验室里相比，在哪儿呆的时间更多？
巴巴语气温和地说：“说真的，我宁愿呆在实验室。 我喜欢那里。” 不过，他发现自己讲错了，突然住口。 “我想这两者之间是互补的。 我喜欢沙漠，但也非常希望可以在一个合适的实验室参与研究，提交我的沙漠研究成果。 不过，这是个问题。”他接着说： “现在，乍得已经有很多科研机构和大学，我们也有一支知识丰富的精英队伍，一个由研究人员组成的核心小组，但我们还没有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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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尼昂加塞里尔的艾德姆湖被芦苇所覆盖。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过去沉在水面下的砂岩在阳光的暴晒下呈棕色，为研究提供化石微生物样本。如果用碳测法测定年代，这些样本就能证明湖泊在不同时期的范围。 |
在我们谈话的同时，有几位帮助我们探险的乍得人在往塑料瓶里灌装这个超咸水湖的岸边聚集的泡沫。 克鲁普林后来解释说这是天然泡沫盐。 “这可以吃。”他说，还补充说乍得人把这看作是一种健康补品。
然而，尤安湖水下的发现或许才是乌尼昂加可能为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 “长芯样。” 克鲁普林说出这个专业术语时的语气，就好像他发现了什么传奇和罕见宝藏似的。
几十年来，克鲁普林一直在研究苏丹、埃及和利比亚地区成千上万现已干涸的古湖，希望重建东部撒哈拉的环境和气候学历史。 他的研究成果受到限制，因为所有的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干涸了。 他说：“关于过去4,000年，我们没有任何资料。”
他希望找到持续堆积的沉积物，这只有在现今的水体中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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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局的法迪·达蒂(Fati Dadi)手里捧着好多贝壳，它们都是来自11,000至5,000年前非洲湿润期的纪念物。她说要把这些贝壳串成项链。 |
1999年，克鲁普林来到尤安湖，用一根重力取样管挖出了半米（1½英尺）深的湖底沉积物。 这是一个试验，也是一辈子的发现。
“可能什么都没有， 可能会是沙子， 也可能会是没什么用的均质淤泥。”克鲁普林回忆道。 但都不是。 芯样下面的年纹层层次清晰，表明我们不仅可能按年代甚至可能按季节分析沉积物的纹层。
“所以，这显然值得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芯样采集活动。”
2004年，他又回到这里钻取了一个6.5米（21英尺）长的芯样，它显示了过去6,000年古环境的一个持续记录。 对于这根细长柱形样本的分析让克鲁普林确信，目前科学界对全新世期间非洲最重要的气候事件的理解，即对撒哈拉绿洲消失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克鲁普林援引对芯样沉积物中花粉的分析，对德曼诺克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德曼诺克假设北非在短短几个世纪内就由稀树草原变成了沙漠。 而克鲁普林断言，这些新数据证明这可能是一个更漫长、更渐进的过程，用了不是几个世纪，而是几千年。
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疑问。 撒哈拉气候史研究的准确性对当今的气候建模人员非常重要，建模人员认为，如果能够更好地根据历史“调整模型”，他们就能更好地根据当前气候变化预测未来。
德曼诺克评论说，克鲁普林的分析“极其重要”，但在地理学上，他观察的仍然只是一个“数据点”。 与之相反，他说：“西非和东非，以及最近在‘非洲之角’，大约有20个其他不同的数据点，所有结论看起来都相同： 这些湖泊大约在5,000年前全部突然干涸。 那么它是哪一个？ 或许两者都有？” 他补充说： “老实讲，我们目前还无从知晓。”
在乌尼昂加克比尔的市镇厅，我遇到了市长阿麦特·穆萨·佐伊(Aahmat Moussa Thozi)。 对历史感兴趣的不止是这些科学家。 通过翻译，阿麦特给我讲述了他的部落起源的传奇故事。
“生活在这个湖附近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我们相信我们的祖父就来自这里。 从这个湖出来的人都与这个湖息息相通。 这些地方曾经非常美丽，有棕榈树、枣树和漂亮的湖泊。 乌尼昂加有15个氏族， 这也是它的起源。”
这里有没有什么文化线索能帮助人们了解地质史？ 要进行地缘神话研究才能确切知晓。 自从Toumai人在此定居后的700万年里，可能经历过数百个湿润期，而非洲湿润期只是最近的一次，在这片土地上，“古老”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 现在，人们之所以对最近的这次感兴趣，是因为这一次湿润期在解剖学上对现代人类有过影响，并且可能提供有关我们未来的线索。
阿麦特继续说：“我的家人也来自这个湖。 我就是它的后代。”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湖给他的部族赋予了生命。 不过，确切的时间又是另一个问题，或许是一个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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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尤安湖边清晨的树荫下休闲乘凉，尤安湖是乌尼昂加克比尔湖群中最大的湖。 这个湖芦苇覆盖极少，蒸发率很高，是一片咸水湖。 2010年，克鲁普林、迈乐斯(Melles)和卡尔斯就是在这个湖的湖底采集的芯样。该芯样可追溯到10940年前，目前仍在研究中。 |
2010年，克鲁普林与科隆大学的第四纪及古气候学小组合作。该小组由马丁·迈乐斯(Martin Melles)领导，他从事湖泊沉积作用分析，因工作原因，经常要去极地地区。
迈乐斯说：“在炎热的沙漠地区，你几乎没有任何机会。 撒哈拉就像南极洲一样，气候极端、位置偏远。”
金斯·卡尔斯(Jens Karls)是跟随迈乐斯工作的一位古气候学博士生，负责大部分的芯样操作工作，他们的工作就始于尤安湖。 他说：“砝码和一个绳索系统的重量一共有30公斤[66磅]。 你必须把它拉上来，再落下去，重复多次。 上层沉积物非常容易就能穿透，但当到达较致密的沉积物时，取芯速度每次还不到1毫米。”
1毫米是还不到一年的沉积物。 团队一直向下挖了16米（52½英尺），以期采到全新世时期刚开始时的年层。 在温度经常接近50摄氏度(122° F)的高温下，炙热的阳光照射在开阔水面上，团队不断施加压力，一次又一次地落下取芯器。 最后，他们终于达成目标：取出了一段持续10,940年的“大陆气候和环境变化记录”。
迈乐斯说：“要理解我们的气候系统过去的作用方式以及未来的运作方式，你需要这些在地球上广泛分布的地质档案。” 得到一个“东撒哈拉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芯样已经是迈出一大步。”
对这个“长芯样”的分析目前仍在进行中。克鲁普林说：“我们有了真正的全球气候事件的一些指征，包括较晚在这个区域引入海枣树，[并且]我们能够解释或至少更好地理解埃及法老时期的历史。” 他断言，这是“我们拥有的关于非洲大陆气候史的最清晰的形貌。”
巴巴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我们都很感谢史蒂芬·克鲁普林，他已经在重要的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了这个观点。 有了他，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这些湖泊怎样起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原来就掌握这些方法，我们就会在这里做[采样和分析]，而这将会是乍得的一项独特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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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斯坦梅兹(George Steinmetz) |
| 风吹沙动，大自然之手继续塑造和侵蚀着乌尼昂加湖区，在空中从西南方向俯瞰尤安湖，盛行的哈麦丹东北信风的雕塑力量非常显著。 |
我们在Eguibechi的一条径道上来回穿行一个小时，这里离乌尼昂加克比尔的尤安湖有些距离。 克鲁普林试图寻找一块在进城途中发现的露出地面的硅藻土。 他曾经记录过GPS定位，但运气不太好。 我们又循着上次的路线折返。 虽然没有找到克鲁普林一直在找的硅藻土，但我在一个斜坡上发现一片白色的东西。
当我们赶到跟前时，克鲁普林欣喜若狂，马上开始动手。 巴巴伏身探看。 克鲁普林说：“你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新发现。 这是一个多年来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我们急需用它来解释我们在湖里采集的芯样，这样我们就能对沉积时湖泊的深度做出有效的解释。”
克鲁普林解释说，我们看到的正是原始古湖的湖岸线。 “现在仍有这种根茎，这种古老的芦苇根，有些地方甚至有湖泊水浅时种植的树。” 他估计，他们会证明这里大约有8,000年的历史。
“在这一侧，你会发现古老湖床上最高的暴露在外的沉积物。”他认为就按数量级而言，这个证据足以表明古湖面积“相当于现今湖泊的50倍或100倍。” 换言之，在撒哈拉绿洲时期，“你的目光所及之处都被水覆盖。”
克鲁普林将这块沉积物装入贴有W76标签的塑料袋，这是我们的新发现。
劲风疾起，克鲁普林的声音开始淹没在风中。 在远处，你还能看出闪耀着银色光泽的绿洲遗迹、绿色的棕榈树和天蓝色的湖水。
巴巴走过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让我转身面向沙漠。 他说：“在乌尼昂加，你会发现沙漠的美。 但科学研究不会停止，我们还要发现这些湖泊下埋藏的更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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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幽默风趣的乍得主人，获过大奖的加拿大作家和摄影师谢尔登·查德(shelchad@gmail.com)在这次探险期间被亲切地称为“Wardougou” Chad，意即“热爱祖国的”查德。 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非常合适，他说，“撒哈拉风景之美令人难忘，或许只有当地人的优雅和慷慨才能超越这份美。” 他现居布鲁塞尔。 |
